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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评传-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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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奉谕不许再圈”。但一意孤行的鳌拜,还是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督办圈换旗地的有关事宜。后来,当他们了解到实施鳌拜的主张将造成“旗民交困”的恶果,因而上疏反对圈换旗地时,鳌拜在大发雷霆之后,竟不顾康熙帝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反对,假传圣旨,将苏、朱、王三人处死。在这次强行更换旗地的过程中,共迁移镶黄、正白两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共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垧,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年少的康熙帝这时已认识到,让鳌拜继续专权,给清帝国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于是康熙帝就在鳌拜一手制造更换旗地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便毅然开始亲理政事。这一年,康熙帝方才十四岁。
当时,辅政大臣中的苏克萨哈看到康熙帝既然已经亲政,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交出权力。诡计多端的鳌拜不愿仿效苏克萨哈交出权力,便罗织罪名,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是“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当时,由于鳌拜还把持着很大的权力,致使刚刚开始亲政的康熙帝无法更改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还是被判处了绞刑,含冤死去。在苏克萨哈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鳌拜的权势更加膨胀。与此同时,康熙帝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
到了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十六岁的康熙帝在政治上已逐渐成熟,终于与鳌拜进行了摊牌斗争。
年轻的康熙帝首先以下棋为掩护,将亲信大臣索额图等召进宫来定下计谋,然后突然召见鳌拜入宫。当鳌拜和往常一样有恃无恐只身走进宫时,康熙帝出其不意历数了他的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等罪行,并喝令左右将他拿下去!这时,预先埋伏好的十几名精于摔跤的布库少年,一拥而上,将鳌拜捆翻在地。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鳌拜所犯罪行有三十条之多,最初被判处死刑。据说不久他请求晋谒康熙帝。当康熙帝降恩召见时,他请年轻的皇上看了他为搭救清太宗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因此康熙帝赦免了他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来,鳌拜在服刑中结束了一生。
康熙智擒鳌拜,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冤案,举行“经筵”讲座,颁布“圣谕十六条”,复改内三院为内阁。为了避免鳌拜专权的历史事件重演,不断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使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到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又设立了南书房以压抑内阁权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总之,在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开始处于强者的地位。正如康熙帝自己表述的那样:“今天下大小事务,皆联一人亲理”。从此,清代的历史,在康熙帝的统治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平定三藩
在智擒鳌拜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终于爆发了“三藩”武装叛乱事件。这对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的治国才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里所说的“三藩”,是指因带领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起家,被清初统治者封为平西王并留镇云南的吴三桂;因较早降清并镇压农民起义,被封为平南王而留镇广东的尚可喜;以及明朝降清将领的后裔——承袭了祖父耿仲明和父亲耿继茂靖南王爵位并留镇福建的耿精忠。
这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在军事上各拥重兵。其中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力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吴三桂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旗兵一万二千,超过耿、尚兵力的总和。在政治上,他大搞独立王国,结党营私,例如在云贵地区收揽党羽,树立山头,并将知县以上的官吏百计罗致,为私人服务。在这个地区里,凡他任命的官吏将佐,不受中央吏部和兵部的控制。在经济上,他垄断了地方财权。例如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还“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财政收支户部不得过问。同时,他还大肆兼并土地,不仅将云南明代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还将已归农民耕种的明代卫所军田占为己有。而分别留镇福建和广东的耿精忠和尚可喜,在各自的控制地区里,也有类似的劣迹。如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尚可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在广东大发横财,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早在鳌拜专权时期,康熙帝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更是把这种危及国家安定的割据分裂势力视为心腹大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在积极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有利时机。
到了一六七三年,一个撤藩的有利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尚可喜因年事已高,便上疏要求回辽东养老,并请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平南王爵位,仍留镇广东。年青的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只同意尚可喜回辽东养老,不同意尚之信留镇广东而决定撤藩。康熙帝决定撤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云南和福建。吴三桂和耿精忠为了试探康熙帝的真意,先后都耍了表面上打报告请求撤藩,而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准备叛乱的花招。当康熙帝收到他们要求撤藩的报告后,群臣议论哗然,多数大臣担心撤藩会惹出大祸。康熙帝则断然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了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于是下令同意吴三佳、耿精忠同时撤藩。吴三桂在摸清了康熙帝的真正意图后,便在一六七三年十一月率先举行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杀了清朝派驻云南的重要官员。一六七四年三月,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起兵叛乱。一六七六年二月,尚之信也在广东起兵响应叛乱。再加上其他与吴三桂素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也纷纷叛乱。一时之间,战火几乎燃遍了半个中国。
当吴三桂在云南昆明发动军事叛乱的消息,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之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其中,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平叛,而大多数人或主张“以德服人”,不要动武,或主张恢复三藩的权力,杀掉同意撤藩的官员,向吴三桂让步。更有甚者,如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竟向康熙帝提出了“裂土罢兵”,承认分裂割据的合法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帝力排异议,断然决心武力平叛。尽管在“三藩”叛乱的战幕刚刚揭开之时,吴三桂依仗其雄厚的兵力东进贵州、湖南,北攻四川、陕西,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优势。但是,康熙帝在平叛战斗中,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一是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具体措施是处决吴三桂留在北京的长子和孙子,以表示平叛的决心,同时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孤立吴三桂。二是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具体措施是选定山东的兖州和山西的太原作为集结兵力的进击基地,妥善处理北京的奴仆起义,不使矛盾激化。三是阻止吴三桂的军队渡江,具休措施是调遣八旗劲旅守住湖北荆州。四是切断吴三桂与耿精忠的军事联系,具体措施是派兵进入江西,预防吴、耿两军在江西会师。五是千方百计稳定西北局势,具体措施是先以优势兵力击败陕西的王辅臣,然后恢复他的官爵,授予他靖寇将军的荣衔,仍让他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汉中地区。尽管王辅臣其人一再叛附不定,但最后还是将他争取了过来,从而消除了“三边动摇,势难猝定”的后顾之优。因此,当战争进行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年终时,康熙帝便扭转了战机,稳定住西北局势,粉碎了吴三桂的湖南防线,并取得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清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从此以后,吴三桂陷入了军事上的孤立。到了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每况愈下的吴三桂孤注一掷,在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称帝,几个月后死去。不久,他留下的部队便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败退到昆明。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进入云南并包围了昆明。吴三桂的孩子吴世Ы型缈梗搅斯涣艘荒辏ǹ滴醵辏┑祝寰煺粤几什抗ハ铝死ッ鞒牵馐拉'自杀。至此,前后历时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这一年,康熙帝方才二十八岁。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在描写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的劳累情景时说:“他为掌握叛乱的全部情况,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发布谕令。”并说:“康熙皇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处理政务,发布了一系列卓越的诏令”。
经过这场历时八年的斗争考验,康熙帝的治国才能震惊了中外。

三统一台湾
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当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正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年轻的康熙帝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康熙帝极其重视统一台湾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他所面临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的时代。在公元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也就是在康熙帝出生前的三十年,荷兰殖民者率先在台湾建立了赤嵌城作为侵略据点。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两年,台湾人民在郭怀一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给盘踞在赤嵌城的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到了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康熙帝登位的那一年,抗清将领郑成功从金门料罗湾誓师东渡,进军台湾。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接受了荷兰殖民者揆一献上的投降书,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因病去世,台湾便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二是因为康熙帝从史官那里了解到:三国时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率兵到达过台湾,隋炀帝时为了慰问当地的居民,也曾两次派人到达台湾;南宋时台湾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归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元时在澎湖列岛设立了巡检司负责管理台湾和澎湖;明朝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为密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康熙帝智擒鳌拜之前,由于鳌拜压制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因而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了下来。等到康熙帝清除鳌拜真正掌握实权后,又很快便爆发了三藩之乱。为了集中力量平定三藩之乱,因此在公元一六八一年以前,康熙帝收复台湾的策略是以招抚为主。他把具体执行招抚工作的任务,非公开地交给姚启圣去做。后来在漳州特设“修来馆”,凡是从海峡那边来的郑氏集团的军政人员,一律厚礼款待、授予官职,正如史籍上所说:“不终岁,其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以所部降,郑奇烈、陈士恺继之;林翰、许毅等均被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已经胜利在望,康熙帝认为统一台湾的条件业已成熟,加上恰好郑经在这一年死去,由其子郑克塽继立,政治愈加腐败。于是康熙及时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的战略决策,并作了如下的部署:他一方面下令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员,打造船只;一方面将赞成统一台湾的姚启圣和施琅分别任命为福建总督和福建水师提督,把筹划进取台湾的任务交给了他们。施琅为了作好充分准备,调整了兵力,并制定了先取澎湖,后取台湾的详细作战方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朝廷内外杂言纷起,有的反对重用施琅,有的主张“征台湾宜缓”,有的风言风语地说“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与此同时,合湾新上台的郑克塽也仿效其父郑经,致书清政府“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批准了施琅的作战计划。就在这年夏历六月十六日,施琅率领战船三百艘和经过多次水战演习的二万名士兵,从福州出发,兵锋直指台湾的门户——澎湖。台湾的郑氏集团也早有准备,派刘国轩预先在澎湖的战略要地建立了一条长约二十余里的海岸防线,因此这场攻打澎湖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由于清军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经过七昼夜的海上鏖战,终于在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攻占澎湖。刘国轩狼狈地乘了一只小船逃回台湾。这样,通向台湾的门户便被打开了。
自清军一举攻占澎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大为震骇,乱作一团。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向清军投降。这样,清军就在当年夏历八月,在施琅的率领下胜利进驻台湾。
在统一台湾的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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