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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何以行险侥幸，笔者赞同唐德刚先生的看法，最终的病根还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其行为的钥匙呢。
袁氏家族自从以科举发迹之后，其出名的男性长辈确实都是短寿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进士）只活了五十七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袁家第二代进士、翰林）死时年仅五十二岁；次子袁保龄（1841—1889，举人）命更短，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袁世凯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而其嗣父袁保庆（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岁。这种普遍的短寿现象，后来成为袁世凯心理上的一种宿命，尤其年过五十之后，他更是觉得进入了临界期，恐惧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那么急着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称帝当作“厌胜”的办法，以渡过这一劫，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就他晚年不断向人念叨袁家没有长寿的男人，以及不计利害地匆匆称帝的方式来看，唐德刚先生对袁为何急于称帝的推测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中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坠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历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114
袁氏之死，对中国当时扰攘不已的政局和处于僵持之中的各派势力，可谓是天从人愿，及时解开了一个死结。如蔡锷所说，“项城退，万难都解115”。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民元约法（即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即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虽不能说是皆大欢喜，也可以说是各遂所愿：黎元洪没有实力，只相当一个“虚君”，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袁病逝前已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总理，实权在握，可以满意（此为日后“府院之争”的张本）。冯国璋经运动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西南方面，则既解除了“倒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孙中山之最大政敌消失，其手订的“临时约法”得以恢复，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国的缔造者。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冠盖如云，“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矣”。日本也因去一劲敌而舒了一口气。总之，袁世凯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解脱了。
袁世凯死时并未退位，仍是在职的总统，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黎元洪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后才能办理。袁世凯死后，旧怨冰释，北洋的袍泽故旧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处，所以他身后的丧礼，算得上是备极哀荣了116。
袁世凯的灵堂设于怀仁堂。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
6月28日出殡。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在现广场纪念堂的位置）、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拥塞在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
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据说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用过的）。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著名的如徐世昌、严修等。
袁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请堪舆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占地约二百亩，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监造，墓地遍植松柏，被称作“袁公林”。墓园四周有围墙，墙外引漳河水环绕一周。入大门，有巨石铺成的甬道，两侧树木葱郁，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直通享殿。甬道逐渐倾斜，通向地下墓室，墓室分为两层，上层用红色花岗岩砌成，高约三四丈。下层为石室，石室的大石门上雕有龙纹，中间正室三间，两旁耳室各五间。正室中设有汉白玉制的石桌、石座，也都雕有龙纹，石桌上陈设供品和袁生前喜爱的玉器古玩。桌旁立有“金灯”两架，高四尺，灌满了灯油，下葬后点燃。袁之葬礼，穷奢极欲，光是参与办理丧事的就多达一千多人，因而政府的拨款竟然不敷足用，墓地的工程拖了两年多才全部完工。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117
袁世凯自开府山东、总督北洋以来，从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治高层干了近二十年，他要是想敛钱发财，机会有的是，但袁虽不能说是个清官，但他不好货，不谋私财是出了名的，否则北洋的老友故旧也不会募捐帮他办丧事，他们多数都比他富有。据袁后期的幕僚，负责袁家经济事务的王锡彤回忆，袁去世前一个月，不知是否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自己的家财向王作了交代，使王很是感慨。
五月一日，大总统传见。当时人们全都说大总统有病。等到见面后，面色略显清癯，好象没什么大病。因此询问他的病状，说是吃东西不慎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案头放置着一纸清单，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他）指着它对我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请把你经管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我略作报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在只有二百万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来嘱托以为子孙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118
送“高帽”的学问 ＇七＇
那么王锡彤是否有意回护袁世凯呢？就袁世凯死后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上报政府的《袁公林墓工报告》（1918年财政部印本）中所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死后，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遗产，他将全部田产股票现金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119。显然王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而也正像他所预料的，袁氏死后，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现出了贵家公子哥的本来面目，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克文死时据说只在他桌上的笔筒中找到了二十元钱，后事还是靠他在青帮中的弟子们凑钱办的。而克定在解放以后，只能依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过活。袁家子孙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所以历史上的很多领袖人物，在世时声名显赫，身后却子孙飘零，家业萧条，其追求奋斗的历史，真让人觉得像是南柯一梦呢。
袁世凯死了，他的故事也讲完了，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会带给后人许多教训和思考。袁世凯之死化解了政治危机，共和恢复了，但仍然久久上不了轨道。反袁的各路英雄，除去蔡锷、梁启超二人实践了自己“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120”的诺言，一病逝于日本，一退出政界，到大学教书而外，讨袁诸公，如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刘存厚、陈炯明等，全都成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而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而分裂成直、皖、奉等几大派系，逐鹿中原，互争雄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要说这些个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人物，反袁是出于对共和的热爱，有谁相信呢！袁世凯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国家，老军阀们打了十年，什么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代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又打了十年，什么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等；直到日本人打进来了，内战仍旧消停不了。在这几十年的内乱中，中国追赶西方的脚步放慢了，停滞了，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改良主义运动中断了，主导着中国命运的改良和建设，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以暴易暴的革命、内乱所取代，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一切的祸根就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晚年的这一步错着不仅误己，而且误国，说祸国殃民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所以，袁世凯这一失足，不仅是他个人人生事业的悲剧，也是中国改良主义和近代化事业的悲剧。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会有一定的过程，这种过程一定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结合而成的。发展、转型是必然的，但发展的好坏，转型的快慢则是偶然的，受制于制度的。人治且又专制，是变数极大而且可怕的一种政治，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也。摊上一个好领袖，是国家的造化，百姓的造化。但好领袖若无好制度做保障，最终不免于走向反面。袁世凯本来不失为经世治国的能臣，经验、手段、谋略、心胸都足以领导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但专制制度为他提供了自我膨胀的空间，致使私欲蒙蔽了心智，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当然，袁氏的失败，也为一切有皇帝欲念的人树起了一道警告牌：不管权势有多大，万万不能真做皇帝。
注释
1转引自《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234页。
2癸丑，即1913年。
3佥，全；都。
4厉阶，祸端。
5衷，内心。
6矍然，惊慌失措的样子。
7沦胥，沦陷之意。
8闾阎，泛指民间。
9唐在礼（1880—1965）字执天，上海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历任直隶督练处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