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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同注56，第369页。
59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60吴大翨、续昌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跪迎江干，星使未降舆（连轿子也没有下）”，而袁“单骑至南门外揖迓道左，星使降舆寒暄”，故吴兆有“甚愤，并衔及公。”参见《容庵弟子记》卷一。
61即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袁世凯堂叔，时以候补道员督办旅顺海防工程兼水陆军防务总办，极受李鸿章信任。
62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2页。
63同注59。
6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65同上，第103页。
66清代称呼府（州）的佐官——同知为司马，袁当时的官位即五品候补同知，故称其为司马。
67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0—101页。
68《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第98页
69为处理外交事务，清政府于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译署或总署。
70《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3349页。
71《李鸿章全集》卷二十，第2800页。
72吴长庆于袁世凯是于其有恩的父执，于庆军诸将领是跟随了多年的老统帅，故在其麾下，双方能相安无事。有一种看法认为，袁早已轻视吴，而其飞扬跋扈的作风也引起吴的不满（庄练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均持此论），不确。这多半是吴兆有等人事后中伤袁世凯或耳食之言，否则，无法解释吴长庆在离朝之前为何向北洋力荐重用袁世凯的事实。
73《容庵弟子记》初版于民国二年（1913年），时袁世凯仍在位，其中所记应为袁所亲述并经其认可，且沈祖宪追随袁数十年，自朝鲜时期即在袁幕中作文案，所记多亲闻亲见。
74《容庵弟子记》载，“吴兆有营距宫近，当王未回宫时，兵多入宫掠物。”又载，政变后传闻日本将派兵赴朝问罪，袁与吴、张会商分兵守汉江，“二将畏缩不敢任”。
75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30页。
7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2—764页。
77《容庵弟子记》卷一。
78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
7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7页。
80张幼樵，即张佩纶，当时是风头正健的清流派成员，名噪一时；中法战争时特派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在马江战役中惊慌失措，逃跑偾事，致使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撤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文才，招致于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也是后来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记》卷一。
82同上。袁世凯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龄写信嘱其面见李鸿章时“千万勿谈孝亭一字短处”。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83吴兆有“恐公回营，弱其权力，重馈其乡人周提督盛传，属谮之李相。吴兆有继摭词禀讦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悦。未几，撤其差回籍，呕血暴死。”《容庵弟子记》卷一。
84参见《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页。
85同上，第546页。
86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7—768页；《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页。
87《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页。
88同上；第542页。
89同上，第548页。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页。
9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页。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页。
94同上，第3315页。
95同上，第3320页。
96同上，第3323页。
97同上，第3320页。
98同上，第3320页。
9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8页。
10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一？日本吞并朝鲜记》
第二部分 外交“双簧”
外交“双簧” ＇一＇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时，清军已经撤出朝鲜，此后与对手的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在没有武力可恃的条件下，面对朝鲜宫廷内外的复杂局面，要想应付裕如，袁世凯只能依靠自己的谋略智术和遍布朝野的关系网。用进废退，外交斗争的诡谲多诈使其素质的发展偏向于权术一面。历代的枭雄都本能地倾向于以术驭人，而袁世凯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朝鲜的外交经历对他依赖、迷信权术的做法有很深的影响。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电稿，是袁向李鸿章提出的诱使朝鲜就范的建议，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方式。通过他运用权术成功控制住朝鲜的事实，可以透视出袁世凯从一个向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将的青年英才，逐步发展成为枭雄式人物的真实轨迹。成也权术，败也权术，靠权术青云直上造成袁世凯对权术的迷信，以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权术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的，但一味迷信权术，把别人都当作傻瓜，那么无论何等人物，再大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袁世凯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败，就是明证。
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施用权术诱使韩人就范禀1
（1889年12月27日）
韩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权术难有济。凯因假作宪欲严究，而凯悉心为韩筹助，吞吐间若极难了各语意，并谆嘱洪所谈万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似不但尊宪体制，亦冀妃、王暂信，凯乃可相机排布，姑待先革朴职，再查酌诱办，似不必遽令政府复。恐韩谓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似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妃、王悔前疑凯，亦诱凯术，凯姑作已受其术，而因以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语风，谓凯诱办，虑王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再，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悚惶。凯。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当时，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防俄国海军南下，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一步占领了位于南下要道对马海峡中朝鲜所属的巨文岛。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若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朝鲜用人及大政由中国主持，罢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国人，并以敏捷决断的官员替代陈树棠4”。7月2日，日本驻清公使？木武扬向李鸿章面交井上所拟解决朝鲜问题的八条建议。李遂于8日致函总署，转达井上建议，其中对日方建议撤换清廷驻朝代表一事，李认为可行，“至于驻朝鲜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自然是确论5。”他决定启用袁世凯，嘱咐袁保龄去信催袁世凯销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6”27日（旧历七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举荐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任驻朝鲜使臣：
正好有前管理庆军营务处的袁世凯，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袁）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清卿（吴大）、燕甫（续昌）去年冬天在朝鲜已熟知其为人。昨天奉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应，立时为俩人释憾交欢，李闵全都深深感谢他。（袁）与在朝鲜执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应、闵泳翊等也再四恳求下令袁世凯驻朝鲜办事，可以平息争端，免除内患。似乎应该顺应朝鲜人的舆论情感，暗暗消解其反复无常。现在拟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应该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要恳请特别的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使其接替陈树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7
李鸿章此封荐函可谓不遗余力，亦可见其对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罶应，即三年前被清军绑架到中国，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闵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对头闵妃之侄，是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李、闵势同水火，所谓“立为释憾交欢”，不过是迫于清廷压力而作出的姿态。闵泳翊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交下的朋友，难得的是，大院君是当年袁一手绑架并押送到中国的，居然能够同闵泳翊一起再四恳求派袁世凯出使朝鲜！由此亦可透视出袁世凯笼络结交人的手段。
细分析起来，大院君之所以赞成袁世凯出使朝鲜，在于清廷释放其回国，最早是由袁提出的建议。应该承认，袁世凯对朝鲜甲申事变发生的原因看得很清楚：
是役也，韩王平庸糊涂，荒谬狂妄，想与各国并驾称帝，以臣属清廷为耻；闵妃贪残专横，时时担心大院君回国，不利于己，也图谋巩固自己的权力，各有各的隐衷。洪英植、金玉均等顺情揣摩（国王）意旨进献对策，以为中国方有战端，自顾不暇。如果近亲日，远结俄，乘机崛起，驱逐中国军队，便可自立为帝，永不受制于清室，也不用担心大院君再回来。国王和王妃虽然不能立刻决断施行，而倚重这些乱臣，实际如同心腹。8
即日本的策动不过是外因，而王室和开化派的自主独立愿望才是真正的起因。因此事变刚刚平息，袁世凯就袭其老师张謇的故智，“献策北洋，宜早早了结与法国的争端。趁此机会，请旨斥责韩王政治不修，迭生变乱，选派监国，代其执政。”“11月中旬，又上书痛切言之，请仿照汉代封建设相治事，否则韩终非我有9。”世凯此议，李鸿章认为不可行，不予采纳，倒是他给其堂叔家信中的一个建议，不仅受到袁保龄的激赏，在袁保龄推荐给李鸿章后，李亦认为是牵制朝鲜王室离心倾向的上策，便在12月12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和14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两次向总署致电发函，请旨放还大院君，“交吴（大翨）、丁（汝昌）等带往，或宠赐职衔，维系朝鲜人心，以示笼络10。”在函稿中，李详细说明放还大院君的缘由，由此可知此策实出于袁世凯：
鸿章曾致信该国王，（劝其）勤修政治，连络外交，以图自强。不料其糊涂懦弱得厉害，闵氏擅政，偏听朝臣中日本人同党的愚弄。而日本人则从旁挑唆，以该国（受日本）资助，不应藩属于其他国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国之礼，内里已渐有背离藐视之心。本年法国和越南事端紧急，该国君臣的谣传蛊惑更多，打算结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韩国来的人，全说朝鲜没有怀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着大院君归国，何况值此变乱之时，尤其应当实行收拾人心的策略。庆军营务处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熟习民情。昨日家书内亦有应饬命大院君随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军营之中等语。道员袁保龄极力怂恿，说是以父临子，在道义上较顺，不失为有见识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鲜壬午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清廷为遏乱萌，将其绑架押解回中国安置。袁、李为何又主张将其送还朝鲜呢？袁、李的如意算盘是，甲申事变后，开化派的势力在朝鲜被扫荡一空，政治上闵妃的后党呈一党独大之势，而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大。此时将其老对头大院君送还，利用其声望重振亲华的守旧派的声势，在政治上是一种平衡和牵制，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和威胁：朝王室若恭顺清廷，谨守宗藩体制，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形式进行，较少予外人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位较低，请求派大员护送，为李鸿章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