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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在医学和养生方面成就很高，留下了大量著作，如《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保生铭》、《存神炼气铭》、《摄生论》等等。他精通内科，在妇产科、小儿科和外科方面也有造诣。至于他渊博的药物学知识，应该说与他对炼丹术的钻研也有关系。孙思邈具有道士和医学家的双重身份，而以其重要成就成为道教史和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代尊他为“药王”。药王信仰是中国十分普遍的俗神信仰之一。从前遍布中国大地，香火旺盛的药王庙，供奉的就是他，还有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初唐时期还有一位名道士叫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新唐书·艺文志》中有十分简略的记载。只知道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召他到京师长安；但高宗时不知什么事得罪皇帝，被流放到郁州（约在今江苏省连云港一带）。他有不少关于《道德经》和《庄子》的著作，如《道德真经义疏》、《南华真经注疏》等。太宗曾赐他西华法师的封号。
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话：“玄之又玄”，形容“道”的深奥难测。后世一些道士借题发挥，将“玄”解释为排遣错误念头和破除思维偏执的意思，提出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按照这一思路，花了很大力气用所谓“重玄”的思想去注解《道德经》。魏晋时期一些人喜欢谈“有”和“无”这个话题，说世间万物的本原就是这个无形无象的“无”，无就是“万物之本”，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另外一部分人反对这种“以无为本”的所谓“贵无”哲学，认为宇宙间有形有象，林林总总的万物自身，也就是所谓“有”，才是应该重视的。特别是当时维持社会人心的，称之为纲常名教的这一套道德规范，都有它们存在的道理，没有必要另找一个什么无来作它们的本原。这样，就发生了“贵无”和“崇有”两派的争论。魏晋时期这场关于有和无的讨论，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成玄英认为，无论有或无都不能用来规定“道”这个概念，因为道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他主张破除有无“二偏之病”，全面而正确地认识道。他注疏《道德经》时说：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意思是说，那些欲望强烈的人拼命强调“有”；清心寡欲的人执著地谈论“无”，其实他们都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现在我讲这番“玄”的道理，纠正他们。考虑到有些人也许会死抠字眼，在这个字上面纠缠不清，所以我再讲一番“又玄”的道理，进行纠正。使他们不仅不死抠原来的有和无，也不死抠这个玄。这番纠偏再纠偏，也就是双重纠偏的道理，就叫作“玄之又玄”。这就是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着力宣扬重玄学说，认为只有通过“重玄之道”，才能达到修道所要达到的虚静澄寂的境界。
在唐代，喜欢谈论“重玄”而较有名的还有成玄英的弟子李荣等人。从根本上看，所谓“重玄之道”，可以说是一种体道修性，达到精神解脱的方法。成玄英等人的重玄学说带有浓厚哲学思辨的色彩，也杂有佛教思想成分。道教宣扬通过修炼以求得道成仙，所以葛洪、孙思邈等备受尊崇，但对于成玄英这些人，后世各种道书和神仙传记作品却很少提及。
活跃于唐玄宗至肃宗时代的李筌，号达观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他早年曾隐居于嵩山的少室山学道，也曾担任过荆南节度判官、邓州刺史等官职。他的著作，据唐宋人的记载，有《太白阴经》、《中台志》和《黄帝阴符经疏》等篇目，其中最重要的是《黄帝阴符经疏》。《阴符经》这部书，道教传说是由骊山老母传给李筌的，也有人说是李筌自己假托黄帝之名造作的。但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都书写过《阴符经》帖，说明它不可能出自李筌之手。现在一般认为它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阴符经》传世有两种版本，一是李筌作注的本子，全书300字；另一种是张果作注的本子，在300字之后又多出100余字。《阴符经》是一本高度概括精练，内容很深刻的著作，富含兵家韬略和医学养生见识。自李筌和张果为它作注之后，便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成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
在唐代，以传授上清经法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很多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李含光等等。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名门望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懂得利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宗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最高地位的道派。其中，王远知是茅山宗第10代宗师，为茅山宗进入唐代以后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王远知出身于官宦之家，因有在李渊起兵之前密传符命的功劳，极得唐高祖和太宗的重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死后，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被追赠为大中大夫，谥号升贞先生。四年后又获赠紫金光禄大夫称号。吴筠虽说可能并非出身名门高第，但他颇有才气，文章诗赋在当时都有佳评，得到唐玄宗的欣赏。玄宗曾问他关于道法的事，他回答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非纸札耳。”照他的说法，道法的精华都在《老子》这本书中，其他的全是白费笔墨，用不着看。玄宗又问他神仙修炼的事，他说，那是山野人的事情，要耗费很多时间，要有很多道德功行才行，不是当皇帝的人所合适做的。吴筠著有《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等，对道教炼养义理学说有很大贡献。
第13代宗师李含光，也是世家大族子弟，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入道，开元年间从司马承祯学道于王屋山，在嵩阳生活了20多年。玄宗对他极为敬重，在《命李含光建茅山坛宇敕》中称他“道高紫府，学总黄庭”。天宝年间，李含光得到玄宗所赐的玄静先生称号。晚年他居住在茅山紫阳观，一心一意写作，但他的著作大多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第六节 唐末五代的道教
唐末五代是乱世，随着大唐帝国的崩溃，道教也不再有当年的兴盛和尊贵了。但是，道教有斋醮和神仙长生术这些为皇帝服务的特殊本领，所以，它仍然能够继续发展。
五代前蜀时期的道士杜光庭，号东瀛子，在当时很有名气。他早先曾参加朝廷考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失败了，于是就去当了道士。 后来得到唐僖宗的赏识，赐给他讲究的道士服装。僖宗到四川避乱时，让他主持那儿的道教，后来他留在青城山修道没有回内地。 王建于公元907年建立前蜀，请杜光庭当他儿子即皇太子的老师，还封给他一大堆官衔。王建说：“我有一位杜先生，抵得上从前汉孝惠帝那所谓‘商山四皓’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谋臣。”杜光庭曾经为王建做道场，据说做的是专为皇帝求福的“金箓斋”。
杜光庭对人说，从张道陵和陆修静传下来的道法，现在都快要失传了。所以，他积极搜集整理道教斋醮仪轨方面的书籍，还撰写了很多有关著作，是继张万福之后又一位对道教仪轨的确立有贡献的道士。杜光庭写的最长的一部斋醮仪轨著作是《道门科范大全集》，有87卷。另外，他一生也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道德经》，写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藏》中收入了他的著作共20多种。
五代时期仍然有一些皇帝迷信道教炼丹术。南唐烈祖即是其中之一。他日思夜想，希望得到神丹，有一天做了个梦，梦见仙人赐给他神丹，醒后告诉左右的人，要他们出去访求。正在这时，一位道士到宫门口献丹方，他高兴极了，说这道士一定是梦中的仙人，于是让道士为他炼丹，结果也服丹中毒而死。临死时他很后悔，说自己服丹药求长生，谁知死得更快，要后人以他为戒。
这一时期，讲修炼内丹的人更加多起来了。历史上有些道士不主张炼外丹成仙，另搞一套。如盛唐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专门写了一篇《坐忘论》，讲一种“坐忘”的修炼方法。他认为，人们修道求仙，是因为道本身含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得到道就能长生不死，成仙飞升。“夫道者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而人的心（即精神）是以道为根本的，由于被外界事物干扰，好像心上面蒙上了一层尘垢，结果就跟道隔开了。要是清除了这些尘垢，就能使心跟道重新接近而得到道。所谓坐忘，就是这种修道工夫，它着重在一个“忘”字，要求修道者在心上下功夫，什么都不要记挂，什么都不要想，内要连自己的身体都忘掉，外要忘掉整个世界，各种烦恼和思虑都排遣开去，达到心中一片虚静，就能跟道结合到一起，从而不死长生。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修炼，或者叫作意念控制也可以，它跟鼓吹“重玄之道”的一些人提倡的修炼方法相类似。
五代时期的一些道士讲炼内丹，还没有完全否定外丹。不少人其实是主张既炼外丹又炼内丹的。因为当时对外丹中毒有一种解释，说是中毒而死的人因没炼内丹，他的身体才经受不住外丹的强力作用。还有人说，养生有内外之分。 内，指人体内部的精和气，它们不能靠金石丹药变得坚凝；外，指人的四肢形体，它所要达到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能靠内丹修炼。光炼内丹，只能使精气不散；光炼外丹，只能使形体发生变化，二者结合，才能得道成仙，白日升天。
在道教史上，主张金石丹药一吃就能成仙，从葛洪开始，一直影响很大。宋以后内丹派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主张内丹一炼成就能成仙的，后来占了上风。隋唐时期，内丹外丹基本上同时发展，五代以后外丹术开始走下坡路，内丹术开始抬头，关于外丹只管躯壳，内丹只管精气的说法大为流行。古人认为，肉体（形）和灵魂（神）合一才成为活生生的人。认为内丹和外丹必须同时修炼的思想，大概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上的。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五代时期可算是一个联结隋唐和宋元的过渡时期。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道教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登基建立北宋王朝，至1368年明王朝开国，这400余年史称宋元时期。
赵宋王朝国力一直较弱，与相邻的辽，西夏、金以及后来逐渐强大的蒙古之间战争不断，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宋代帝王对道教的崇奉都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都希望借助道教保佑皇权稳固，安定民心，缓和民族和社会矛盾。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也采取利用道教的政策。
元代，民族矛盾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元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对各宗教都加以扶植利用，给道教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
在宋元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道教进入了又一个发展和变革的新时期。
第一节 宋王朝与道教
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都很崇奉，其中数宋真宗（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宋徽宗（赵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最突出。
宋初，太祖对道教并没有特别倾心，他佛教、儒教、道教三教并重，但实际上佛教势力更大一些。宋太祖时，中国出版了第一部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全集《大藏经》，因为雕成于开宝年间，世称《开宝藏》。太祖虽然对几个名望很高的道士，如苏澄隐、马志通、刘若拙等人曾加以优待，但对整个道教的态度比较严峻。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宋太祖曾整顿佛道二教，让不合格的道士还俗，并下令禁止随便度人入道，禁止道士私自钻研天文星象的学问。大概是有鉴于历史教训，害怕有人利用它制造政治流言，蛊惑人心，造成社会不安定。
宋太宗赵匡义继承他的哥哥当了第二个皇帝，在当时，这不大合乎皇位父子相传的惯例。所以，他早就想到了利用道教。于是授意宦官王继恩，让道士张守真编造了一个“诩〔xu许〕圣”（神名）降凡显灵的神话。说是有一个天神，在空中召唤张守真，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臣下，奉玉帝的命令来到人间，帮助大宋王朝。据说在太祖临死前一天又要张守真传话，说太祖已经遵照上天符命完成建国大业，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最好选他的弟弟。太宗即位后，封此神为“诩圣将军”，特地花了三年时间在终南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上清太平宫供奉它。除每年在一定的日子设道场祭祷外，遇到旱涝灾害或政治军事大事，都要祈请它赐福消灾。太宗还赏给张守真紫衣和崇元大师的称号，让他主持上清太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