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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时时有一种罪恶感涌上心头，她觉得自己在堕落，自己想不通何以屈从于戴笠，那戴笠纵然对她千般好，万般爱，但她仍是有夫之妇啊，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忘掉潘有声，她就觉得害怕。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到南京有事，乘飞机欲降落时，因天降大雨，飞机一头栽在江宁板桥镇南的戴山山腰上，戴笠亡命。
戴笠的突然死亡，使胡蝶摆脱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恶梦般的生活，终于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此年，胡蝶和潘有声携一双儿女来到香港。此时胡母留在上海，不久便去世了。
潘有声和胡蝶一起创办了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胡蝶倾注了全力，频繁地来往于南洋各地，参加展销洽谈和各种商业应酬。在公司的大幅宣传广告上，胡蝶的玉照为各种造型的“蝴蝶牌”热水瓶所环绕。
胡蝶在忙生意的同时，也未忘了拍电影，她忙里偷闲，为“大中华”主演了《某夫人》和《春之梦》两片。
这日，潘有声忽然觉得肚子痛，胡蝶急忙将丈夫送往医院，经检查，医生沉痛地告诉她，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
胡蝶想用爱创造奇迹，留住潘有声，然而死神终于将潘有声带走了。胡蝶握住潘有声的手，手渐渐凉了下来，她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木木的，孩子们扶着她走出病房，她没有放声痛哭，只是任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涌出，她觉得她的心在流血。
潘有声去世后，胡蝶再也无心继续经商，开始一心一意地操持起家务来，然而她摆脱不了孤独和悲哀，又想起她的电影来。她觉得这一生她只爱两个，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于是在1959年，她加盟了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
1966年，胡蝶息影。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爸爸妈妈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深深怀念。
1984年，胡蝶的弟弟胡业尧要随香港旅游团赴北京、无锡等地参观，胡蝶请他带给国内老同事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她想念祖国、思念家乡之情，她最后说，因年岁关系，力不从心，不适作长途旅行，她亲切地向老同事和她的老观众们问好。
1986年，胡蝶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8月底，她终于完成了长达2O余万字的回忆录的撰写并交付出版，年底，《胡蝶回忆录》率先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出版界也迅速地作出反应，1987年8月，新华出版社即在大陆出版了该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3月23日，胡蝶外出途中不慎跌倒引起中风，在此后的一个月中，胡蝶静卧于病榻，与病魔苦苦搏斗。4月23日下午，胡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安详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蝴蝶要飞走了！”
第09章大影星主外同居名导演男女受气
大影星主外同居名导演男女受气
且说在群星闪烁的3O年代影坛，有两颗分外耀眼的女明星，那就是胡蝶和阮玲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胡蝶，再说阮玲玉。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1910年4月26日，上海。
这一天，春意已浓，而在上海朱家木桥样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的小屋里，却不见阳光，很少暖意。一名浦东亚细亚火油找的、年近40的中年男工阮用荣，正请了假在家中忙里忙外。阮用荣的妻子何阿英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呻吟着，喊叫着，正为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苦苦挣扎。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家的头一个女孩才只有二、三岁呢。
孩子终于降生了。
善良的母亲、辛劳的父亲，并不为过早降临的第二个孩子高兴，他们只是盼望着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因此，当接生婆报告他家得了一个女孩时，阮用荣愁苦的脸上眉心皱得更紧了。
老实巴结的父亲没有多瞧这女孩一眼，长长地叹口气就把接生婆送走了。失望伤心的母亲，勉强睁开眼望了望身边的婴儿，不知是喜悦还是悲伤。
穷工人家的孩子，求人取了个文静的名字：凤根。
转眼已是10月底，天渐渐转凉了。下班后的阮用荣照例抱起了女儿凤根，他觉得凤根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烫，就问妻子：
“凤根是不是病了？”
“是的，”妻子答道，“早上起来她就发烧，可能昨晚受了点凉，伤风了，大概不碍事的。”
阮用荣仔细往凤根脸上一瞧，只见她左脸颊上出现了数个暗红色的丘疹，他的心猛地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难道是天花？”当“天花”二字在阮用荣的口中说出，妻子颓然地坐在床前，她真希望丈夫的猜测是错误的，可是丈夫所料并不错，凤根所患的确是令每个父母都胆战心惊的天花。
“天花”这两个无论是读起来和写出来都很漂亮的字眼，所代表的却是一种让人为之恐怖和厌恶的急性传染病，它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对患者生命的威胁，而且还在于对人容貌的毁损。当时大凡出过天花的人，都难逃满脸麻子的厄运。凤根的父母面对患此疾病的女儿、怎能不忧心忡忡。
但疾病既来了也别无他法，只求老天保佑，何阿英更是虔诚地拜倒在观音像前。不知是阮用荣夫妇的祈祷发生了作用，还是凤根的生命力特别强，经过日夜担忧的几天之后，凤根奇迹般地痊愈了，仅仅是在左颊留下了几点浅浅的疤痕，不经意根本看不出来。
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阮用荣夫妇刚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厄运再次降临到他们头上。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季后，他们那一直病弱的长女不幸夭折了。阮用荣夫妇对着长女渐冷的身体，伤心至极。
现在，他们只剩下凤根这唯一的女儿了，他们对她更加怜爱有加。这一年，两岁的凤根一下子竟跨过了两个时代——从清皇朝到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国号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男人脑后少了根辫子。
凤根慢慢地长大了。从记事起，她常常在黄昏时，一边在门前捡菜剥豆，一边等候父亲回家。当她亲热地唤声“爸爸”并起身奔向父亲，他常常疲惫无力地找把破椅子靠墙坐了下来。偶尔，父亲领到了工钱，喝了两盅，有了点精神，也会抱着她，给她讲猪八戒招亲的故事。她是多么快乐啊！穷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一次，父亲买了张靠舞台边的便宜的歌剧票，带凤根去看戏，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演员的唱做动作，使小小的凤根惊呆了。回到家中，站在床上，拿着被单、母亲的围巾，像演员那样装扮起来，唱起来，扭起来。
凤根小小年纪，已有自己的保留节目，每每亲朋来访，她唱做起来，往往能博得满堂喝彩。那时，她不太胖，晶莹可爱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幸福和快乐对这个万分艰难的家庭毕竟是短暂的，像受至一场巨大的雷击似的，她父亲一病不起。阮用荣一病倒，工作也就丢了，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这可愁坏了阮用荣夫妻俩，要治病，要吃饭，还要付房租，哪来的钱呢？
无可奈何之下，何阿英只好丢下重病的丈夫和幼小的凤根外出帮佣，但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尚且不够，哪里还能有钱给丈夫治病呢？于是，家中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慢慢地都进了当铺。
面对病中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何阿英是欲哭无泪，她跪倒在观音像前，祈祷菩萨保佑她的丈夫度过这一劫难。然而，菩萨并未显灵，在这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之夜，阮用荣终于撒手西归。
这年，凤根才6岁。
何阿英更孤苦了，在黝暗的油灯下，她几乎老了10岁。凤根望着母亲在为她缝补旧衣，禁不住懂事的说：
“妈，油灯暗了，让我替你穿针线吧。”
母亲抬起疲倦无神的眼睛望了望她，摇摇头，又低头去穿针线缝衣了。
灯火愈来愈暗，夜愈来愈静，自幼聪明过人，求知欲极强的凤根，像大人似地发问：
“妈，我们为什么要做穷人？”
“你爸爸没有本事。”
母亲的回答不能满足她的疑问，小凤根又追问了一句，“那么怪爸爸吗？”
母亲没有再回答，默默地似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久久盘旋在孩子心头的疑问，赶走了她的睡意。沉默了一阵子以后，凤根把小凳子靠近母亲的身边，抬头又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上厂里做工？”
“我们是女人嘛。”母亲叹了口气说。
“女人就不能做事吗？”在她的幼小天真的心灵里，女子低人一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
“社会是不允许的。”母亲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和脸，说：“睡吧，别瞎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听命吧。”
夜更深了，寒风从不严实的门窗里钻了进来，把靠在母亲腿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凤根冻醒了。她感到身上多了件旧毛衣，睁开眼睛望望仍在不停地缝衣、身子微微颤抖的母亲，禁不住说：
“妈，你太冷啦！怎么把绒线衫都给了我？”
母亲慈爱地说：
“你穿着吧。小孩子冻不起的。要不上床睡吧。”
“妈，我不冷，也不困，陪你做活吧。你还只穿件单褂呢！”
实际上，才6岁的凤根真是又冷又困，她终于在母亲的抚爱和督促下，爬上了又硬又冷的床铺。
在童年的梦里，她尝到的是人生的苦果。
穷人家的孩子是早熟的。凤根随着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小丫头，小小的年纪就学着打杂、洗衣、给老爷擦皮鞋、替太太抱小少爷。唯有相依为命的母亲心疼她，夏天，看到她累得满头大汗，面色通红；冬日，瞧见她双手起了冻疮，肿得很高，瞅着主人家出门的时候，让她放下手上的活计，悄悄去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她总是很快溜到附近的一所小学，从校门的缝隙里偷望男女孩子们上课的景象。有时，凑巧孩子们放学了，她就躲得远远的看他们嬉闹、打架。他们都穿得很整齐，背着崭新的小书包，有的孩子的父母，还在校门口等候迎接他们。
这，给凤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也使一个难以管束的想法在她头脑里转了又转。隔了好一阵子，她看到母亲忙完了活心绪较好时，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妈，让我上学吧。”
妈妈听到她的要求，像被针扎了一样皱了一下眉心，半天没有说话。而当她拉着母亲的手，一再恳求：“妈，让我上学吧。”母亲的心动了，轻轻叹了口气：“难哪。”
母亲是这样一个老实，听命，苦苦挣扎的妇女。她没有马上答应女儿的要求，因为，她明白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学费、杂费、书本费、衣着这一连串的费用，对当女佣的她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再说，女儿上了学，还能在主人家吃住下去吗？她找不到答案。
母亲的心在那次风根的恳求后，确确实实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记。凤根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寄托啊，何况，凤根自小体弱多病，丈夫刚去世之际，自己曾将她寄养在一个干姐妹家中，一场大病整整两个月，几乎葬送了一条小生命。
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从此，母亲默默地攒钱，也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冬去春来，约摸在两年之后一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
“凤根，你也不小了。妈明早送你去上学吧，这可不易啊。”
说着说着，母亲眼眶红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凤根望着更加苍老的母亲，聆听着这字字千斤重的话语，一阵温暖，一阵心酸；一阵凄苦，又一阵幸福。夜依然是凉冰冰的，而她的心底却由于有了希望而感到热辣辣的。连她的梦也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
凤根8岁才上学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
上学，对这个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人家，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
不久，一户姓张的人家收留了母女俩。这户姓张的是广东香山人，和凤根父亲是同乡。张公馆坐落在乍浦路，张老爷在清末是做官的，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转而经商，全家从广东迁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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