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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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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同时代的名编导中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能如此,与他始终坚持电影的教化社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而这一认识,恰恰又基于他戏剧功能的看法,萌芽于他从事戏剧活动年代的种子,在电影创作中开花结果了。

    “明星”成立之初,郑正秋就提出了“长片正剧”的制片方针。他曾说:“为弱者呜不平,这是我从事戏剧的一贯主张……所以我觅取题材,往往从为穷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

    郑正秋的实践,是对20年代影戏理论的最好注释,并使该理论更为流行。进入30年代,郑正秋积极赞同邀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入“明星”,并与他们精诚合作。

    郑正秋创作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观众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又得归功于他长期的戏剧活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郑正秋在艺术上的追求始终是与抓住最广大观众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了解观众,而且善于引导观众。1925年他就提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要分“迎合”、“适应”和“提高与改良”观众心理三步走。

    他的创作正是贯彻着这一既定方针的,并由此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充满人情味,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第二,富有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使源于西方的电影艺术迅速中国化的道路。

    郑正秋的为人也颇可称道,他虽身居公司要职,又是负有盛名的导演,但他待人诚恳,尤其是对演员,他在导片时,对每一个戏的镜头,都不厌其烦的解释、示范,很使人折服。

    令人叹息的是,他的身体太差,自幼多病。为治病,又染上了鸦片瘾,无法戒除。刚届四十,即已两鬓斑白,身体羸弱不堪。影界同仁习以“郑老夫子”称呼他。

    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溘然长逝,年仅47岁。英年早逝,影坛为之震惊,同仁为之悲痛。明星公司为郑正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田汉挥笔写下挽联:

    早岁代民鸣,每弦繁管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

    谁人舒国难,正公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张石川: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因“蚀”含亏蚀之意,故后改为“石”。浙江宁波人。在张石川16岁时,父亲去世,后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华洋公司当负责抄写的小职员。

    他白天上班,夜晚则苦攻英语。1913年,被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弗聘为顾问,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他和郑正秋一样,对默片时代和30年代的中国电影,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首先,张石川作为一们电影事业家,曾亲手创办了“新民”、“幻仙”和“明星”三家电影公司,“新民”和“幻仙”出品虽然不多,却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2年创办“明星”后,他更是呕心沥血经营了15年,直到1937年公司场地被日军占据而关门。

    其间,几多曲折,几多艰辛,他硬是凭着智慧、胆识、精明外加一点巧取的作风而闯了过来。“明星”的辉煌成果中,含有他的一份心血。

    其次,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一位编剧、导演,其功也不可没。张石川一生约导演过150部影片,如此丰产的名导演是不多见的。

    在这150部影片中,他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故事片的开山之作;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以及随后一批妇女问题题材的影片使“明星”声名远扬,并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导演的《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片;他还曾导演过左翼作家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等片。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张石川也极为重视研究观众的心理,但他只是为了更好的迎合观众,甚至是观众中庸俗的欣赏趣味。这与他既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实业家有很大的关系。“他拍电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个字:钱。”这就不能不有损于艺术的追求。

    即便如此,要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作品皆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探索,而张石川对电影事业是怀有一种献身精神的。因此,他得以成为早期中国影坛上最成功的导演。

    1937年,“明星”关门之后,张石川仍念念不忘重振“明星”的昔日雄风,后来竟不惜为日伪经营的影片公司服务,这是他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指控为汉奸,使他惊吓成病,从此一蹶不振。1953年病逝于上海。

    邵醉翁:

    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孕育了不少电影人材,当然,其中的很多人是离开“天一”后才走红的,“天一”未能留住他们并使之有用武之地,这与邵醉翁在电影艺术上不求精进有关。

    但杜宇:

    但杜宇(1897—1972),贵州贵阳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但祖龄。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他的漫画作品经常见诸报刊。

    1920年,但杜宇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直至抗战爆发。其间17年,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编剧并兼摄影的。

    他所导的影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在早期电影界中,摄影之美,但氏称霸一时,其得力于美术功底,实为重要原因。”著名导演程步高如是说。

    但杜宇还以电影多面手而著称,他集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布景、洗印等于一身,拍出多部影片,堪称一绝。他虽身兼数职,却从不马虎,对工作有着刻意求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于拍得不理想之处,总是不计成本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

    但杜宇特别勤于钻研和探索,在技术落后、条件简陋、资金有限的20年代,他因陋就简,开动脑筋,拍出了许多当时看来十分困难的镜头。

    如拍《杨贵妃》时,需拍漫山遍野的逃难民众的镜头,却雇不起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但杜宇选择了农历七月十八日苏州乡民朝山进香,道路为之堵塞的机会,用远景拍摄,竟能以假乱真。

    又如一次拍舞会镜头,剧情要求地板光亮照人,而影棚的地板却很粗糙,他令人用拖把将地板拖湿,摄入镜头后即晶亮透彻,饶有光泽的。

    他总是用智慧,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然而,但杜宇的影片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由于他崇尚唯美主义,他的影片美则美矣,却远离现实生活,且欧化色彩浓厚。

    因此,但杜宇17年的电影生活,于中国电影事业虽有诸多贡献,却没能留下多少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独到地位的影片来。1937年,上海影戏公司的摄影场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但社宇夫妇迁居香港,复以卖画为生。

    黎明伟:

    黎明伟(1893—1953),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在香港求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组织人我镜剧社,同年初次试拍电影、摄成《庄子试妻》,从此即醉心于电影事业。1923年创办民新影片公司。

    黎民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其次,在电影编导尤其是纪录片的编导和拍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对民主革命充满热情,黎民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他为广东革命政府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北伐开始后.他曾赴北伐前线拍摄军事纪录片,最终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这一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纪录片。

    黎民伟的主要兴趣在摄影方面,因此由他编导的影片并不多,但在他领导下的民新公司,曾罗致了欧阳予倩、侯曜、卜万苍等著名编导,为“民新”拍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影片。

    黎民伟导演的《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也以其反帝题材而钦誉海内外,故而“民新”能独树一帜。此外,黎民伟还是“复兴国片”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与罗明佑携手创办了联华公司,并担任“联华一厂”的主任。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黎民伟返香港。后脱离影界经商,死于癌病。

    杨小仲:

    杨小仲(1899—1969),原名杨保泰,生于江苏常州。1916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20年,他应任彭年之请,为商务影片部代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改编剧本和撰写字幕说明,从此与电影结缘,并改名杨小仲。

    此后,他先后为商务影片部、长城、大中华百合、联华、艺华、新华等公司编导了约20部影片。由于这些公司的制片方针各异,杨小仲所导的影片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上也显得参差不齐。

    抗战爆发后,他曾赴内蒙抗日前线拍摄纪录片。“孤岛”时期及抗战以后,他多受雇于私营公司,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影片。

    总的说来,杨小仲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主要在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时代,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的一生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

    陆洁:

    陆洁(1894—1967),字焕章,江苏嘉定人。17岁时赴上海当学徒,后又赴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上海。20年代初进入电影界,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他是创刊于1922年的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与顾肯夫创办的这份杂志介绍了外国电影知识,首译和统一了一批外来的电影名词术语,如“导演”一词,就是他在受到朋友来信中提到的“教习”一词的启发而译出的。

    其次,作为一名电影编导,他为“大中华”和后来的“大中华百合”编写和导演过数部影片,是公司的主要编导人员。

    “联华”成立后,陆洁出任二厂经理;1936年,“联华”改组为“华安”后,他又任“华安总厂丫长。在他的主持下,“联华二厂”和“华安总厂”曾拍出一大批优秀影片。

    抗战爆发后,陆洁留在“孤岛”上海租界内,为吴性栽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吴性栽投资创办的文华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陆洁的一生也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生于浙江杭州。1914年自德清县立高小毕业,1915年被保送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夏衍被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录取。1924年加入国民党。

    1927年7月,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夏衍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参加了“左联”的筹建工作。

    1932年,夏衍进入电影界,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著名倡导人与领导人,在他的一个个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的同时,他的话剧剧作也一一问世。1936年,他首次以夏衍为笔名创作的话剧《赛金花》曾作为国防文学的力作而轰动剧坛,此后又有《上海屋檐下》等话剧剧本问世。1937年,转入新闻界。

    夏衍对中国电影,特别是30年代左翼电影有着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电影编剧,他的作品树立了左翼电影的楷模,从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到1937年创作的《摇钱树》,出自他手(包括与人合作)的电影剧作有12部之多。

    这些影片不仅展示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以精巧的构思,独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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