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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
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觉到我们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过于严肃了。这个学期正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结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后，我们俩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学汉语。
我首次察觉到香港回归的分量，是在第一学期，当时我让一个三年级班的同学去写下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数人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他们描绘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诗从丰都一个特别穷的乡下来的学生，写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去了邮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邮递员看见我来了，向我喊道，“恭喜！这是你的录取书。”我把它从邮递员手里抓过来。我把它高高举过了头。我无意识地喊叫道，“我终于成功了！”那时，我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这是我努力学习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里，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走出乡下。只有我比城里人更努力学习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的厚重期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大学，学到很多的知识。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会忘记你。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换来的。
大约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这类，而它们读起来让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两个学生的文章就不那么能启发我了，他们写到了还未发生的快乐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因为1997年7月1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港将在那一天回归中国，这显示了团结的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及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乃是坚定以及不容协商的。当然，那一天将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感到震惊，这些政治课程，以及特别的集会，已经把香港的回归变成了我的学生们的个人事件。当然，我所教的课题跟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但无可避免的，偶尔我们会漂向那个方向。在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卓别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宝宝”，那把我们带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谈到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有种族间通婚的问题，而同学们问我，有没有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与成见。我告诉他们，近来的成见，往往是说华裔美国人是太认真的学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赢弱的，没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
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
“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
“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
“他们只是孩子！”
“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1＇
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 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2＇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门山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