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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在写我的作文时，有个人对着全班大叫：皮特和亚当在玩飞盘！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冲出了教室。真的，他们真的在玩飞盘。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错过一个细节。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镜，又冲出教室。我现在看得非常真切了！这两个运动员离得远远的，开始比赛。看上去多么美妙啊！这飞盘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
另一个描述则没那么强的英雄气息。我最喜欢的一篇来自一个学生，理查德（richard），在标题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的文章中：
我是个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乃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是以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皮特和亚当，从这个学期开始教我们。这是一个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好机会。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要轻松随意得多。为什么我这么想？我给你几个事实来解释。
比如说，当哈斯勒先生上课时，他会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穿得很随意，通常是皮带耷拉下来晃着。但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没礼貌，特别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来，我觉得很自然。
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keller）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barbara）（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marx）。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house），黄色（yellow），北方（north）。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lazy）。“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其他名字就较没道理了。这儿有一个草房（soddy），一个三菱（sanlee），一个科（ker）。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个很小个头的男孩叫笔（pen），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coconut）。一个男孩叫戴茜（daisy），让傅主任很是郁闷。系主任是个俊朗的男人，发色蓝黑，他是我们与英文系之间的联络人——这位置上有太多的责任，给他罩上了层悲哀的空气。他在叫我去办公室里讨论戴茜时，看上去特别阴沉。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
“谢谢”，亚当说。“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凯勒。”
教室里突然寂静下来。凯勒拉下了脸，迅速坐下。在一片尴尬的沉默当中，亚当慌乱了一阵，接着便急急解释说在美国雀斑会被当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况表明，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他的赞美好似说“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但除了继续上课外别无他法了，在几分钟后这尴尬便消除了。
但这事故却没被忘掉。一个星期后，两个学生在日志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们尝试用中国式的间接来沟通：
我曾听说很多美国女人脸上都长有雀斑。在中国，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脸上的雀斑。这很没礼貌。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们中有些人（外国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可接受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俗，却会让中国学生尴尬。我们不会轻易对别人的外型做评价。但这两个美国老师中的一个却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随着时间推进，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日长，这些尴尬可以避免。
我们就这么跌撞着前行。当然，我们很天真幼稚，我们相信凭借良好的意图和努力工作，我们会不费太多麻烦就融入到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这国家大多数地方一样，涪陵有一个复杂的过去，我对其历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论我读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革的书籍。
尤其要紧的，我还未认识到，对中国的这块地方而言，出现两个美国人加入做居民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当地许多的工业，乃是在1950和60年代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出于对美国核威胁的反应。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的军工厂都迁移散布到了西南部的偏远山区。不可避免的，这段历史会影响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我们之前却对该历史一无所知。
也许，若我们先前了解更多的话，事情还会更困难。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栋楼的一层。她父亲是个数学教授，教员中最高阶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们这栋专享的住宅楼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在四川一个偏远的煤矿工作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曾被放逐，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底层中的底层，那种只有通过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类。
那些岁月看上去没给梁教授带来多少重负——他是个开朗的人，毫无疑问他很高兴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纳了。即便在煤矿工作时，他也尽量为自己获得最佳待遇，通过做出漂亮的会计账目来获取当地人的钦佩。但我想或许这过去的历史对他的女儿倒有更多的影响，虽然她不曾经历过他的那些事儿。她是班上最聪明的的学生之一，也属于那不合群的少数。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欢独处，而且很有决心；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却不随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对我展现出开放的思路来。然而在她毕业后，她给我写了封信，很诚实地告知她在最初时的想法：
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和梅尔先生。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猜不到这种情感会那么强烈，尽管有一些征兆显示我的学生们对外国的世界依然充满了不信任。我把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温和地回应，尽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写到东西方女人的差异：
西方人是喜欢娴雅的女孩呢，还是性感的女孩？不过我总有一个观念，东方女孩因其娴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则因性感。
在中国的女孩，大都是娴雅，精致和善良的。她们做事跟随规矩。这是中国的传统。
但西方的女孩对外面世界更开放。她们想嫁谁就嫁谁，想离婚就离婚。不管别人的评论。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考虑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无拘无束。
我想我喜欢东方女孩的美德。她们娴雅，精致。
凯瑟琳（catherine）是个可爱的女孩，安安静静的，有一双热切的眼睛，挂着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志下面，我只是写道美国我有三个姐妹——就只说到这儿了。在涪陵这种方式的沟通已足够，一天后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开放”这个字，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个分水岭级别的话题，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如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在谈着改革开放，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触，以及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在某个程度上，改革开放类似戈尔巴乔夫在俄国的运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的这个词汇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而该国的领导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到受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新态度。大多数中国人视其为积极的发展，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激发起他们的不确定感。
在头一个学期，我是太忙了，没空去想这些事儿。我在学习中文，准备课程，写我自己的日记；我没时间去想我们的到来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时我还是会被震动——好像那回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三个短句子久久盘旋在我脑中：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犯罪增加了。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是个英雄。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过去 。但他还才十岁时，他的大姐们便远嫁了，大哥也去了远方工作。那时候，中国走着集体化的路线，人们在农村公社干活。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爷爷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很多的财产，但当农村公社开始后，我们家庭的财产就被“革命组织”全部毁灭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群众，然后他们把一些好东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们，但失败了。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给她吃的。后来她就饿死了，然后他们强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没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们的祖母大多数都是小脚，他们的祖父很少会认字。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恐怖的年代度过青春期。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生们，给他们塑型，然而同时，他们又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虽然没有谁说得上富裕，他们却并非赤贫。他们可以买得起东西，时髦的衣服，书，录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习了七年的英文。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也许就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算是被政治洗过脑了，而跟过去的年代相比，他们明显要自由得多了。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到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想，在中国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