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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能喜欢这个发音，他念了几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吗？”他问。
“是的。就和中国人说小鬼子一样。”
“所以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日本人？”
“我想现在多数人都喜欢他们，至少不讨厌他们；我们也不再叫他们加普斯了。但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喜欢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炸了你们美国。”
“对的。”
“然后你们把原子弹丢到日本去了。”
“是的，两次。”
“美国是第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是的。”
“在科学上，你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所以你们是个超级大国！”黄能跟我竖起大拇指，回去看电视了。这是一次满意的谈话，叫他高兴；他是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有责任让我宾至如归。在电视上，士兵们搞完了，现在是一次舞台秀，穿着紧绷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练呼啦圈。冯小芹带着黄凯回来了。他怯怯看着我，开始在房间一个远远的角落玩一辆玩具车。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尔把车子滚到我边上来。我会捡起玩具，而那小孩因为害怕退缩。我把车子推还给他，他害羞地转过身去。
王朝素，黄能的妻子，准备好了晚餐，我们所有人都坐下了。那里有好几道猪肉菜，全都很辣，还有豆腐，豆芽，一条从市场里买来的鱼。我们可以连吃三天还有余的（年年有余）。还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里。
“我知道你喜欢把饭和菜一起吃！”她对我吼道。“那和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后吃饭！”
王朝素对我说什么都是用吼的，和许多美国人碰到英语不好的外国人做的一样。她是全家里我最喜欢的一个，一个朴实，不识字的女人，只会说方言，而她有极佳的幽默感。她喜欢我总把自己称作“洋鬼子”，她也觉得亚当和我老是对新志愿者说谎很好玩。在秋天的时候，我告诉王朝素可以收桑尼与洛林五倍的价钱，就一碗普通的米粉，作为回报，我们会拿一半回扣，不去告诉他们两个受骗了。
“那不礼貌，”她说，很是吃惊。“他们刚来，我们不该骗他们。”
“谁在乎呢？”我说。“他们只是外国鬼子！而他们有那么多钱——他们两个都很富。”
“你骗人！我知道你在骗人！下次我要骗你！”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每次我们去到店里，她就要说她将要怎么去狠狠骗骗外国鬼子。
她是个很好的厨师，春节的晚餐乃是绝佳。每过一阵，王朝素会吼道，“这菜不好吃！”而我会再次肯定她，说事实上相当完美，而她会盛多点到我碗里。“慢慢吃！”她吼道。
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沙发上，我跟黄凯一起玩。他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一起把车子滚前滚后，孩子笑着。他的父亲在看电视，而祖父坐在边上一把椅子上，仔细剪着白色，红色的纸巾，切成一条条，来做坟票，坟墓的装饰。坟票是长长窄窄的圆管，用白纸做的，中间有一条红色带子，细细的白线从尾部挂下来。明天新年了，一家人要回白涛，他们乡下的村子，在那儿他们要用坟票给祖先的坟墓装饰。
“我们要给我父亲上坟，”黄能说。“我通常一年至少去两次。他在解放后死的。”
我总觉得，这个词应该粘在黄能这样的人嘴里，难以说出，他获得的解放是父亲被共产党毙掉。但像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人一样，他用这个词没有一点讽刺的痕迹。我问他当时几岁。
“我十岁。”
“那很小。”
“在那个时候，我不懂得死是什么，”他说。“在十岁，你什么都不懂。”
他边做边笑着，剪着纸头。我把小车滚过他的孙子旁边，小孩追着车子，尖声大笑。
“你们圣诞节跟我们春节一样，是不是？”黄能问。
“多多少少。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你们会在圣诞节给祖宗上坟么？”
“不，我们没有那个传统。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祖宗的坟在哪儿。这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经常搬家。你看，我祖父母的坟不在我的家乡；他们在加州，那就像从这里去上海一样。我不能肯定我的其他祖先在哪儿——有些在意大利，有些在德国，还有一些爱尔兰，英格兰。”
“这么多国家！”
“多数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在圣诞节去那么多地方上坟。想想要花多少钱！”
“肯定要花很多钱。欧洲离我的家乡很远。”
“好吧，”他说，“明天我们只要去白涛。坐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全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有一个电暖器来取暖，而男人们也用它来点烟。舞台秀比平常的要好。现在，这个节日并不令人压抑了，我跟这个家庭坐在一起，而不是从我学生的作文中读到它。我们闲聊着，开开玩笑，突然，冯小芹严肃起来。
“当你刚来的时候，”她说。“你会不会有时对中国人感到恶心？”
我被这个问题惊住了，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我问她是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嘲笑你？”
再一次的，我不知如何回应——他们非常好意地请我来到他们家里，我们似乎离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遥远。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电视上，而我想最好还是谈点别的。
“不，”我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很友善。”
“不，不，不，”她说，有点不耐烦。“好像有一次，你和梅致远在店里吃饭，有个女人在对你们两个大笑。”
梅致远是亚当的中文名字。我记得那次事件，一个小事——一个月前，一个卡拉ok的小姐笑过我们，嘲笑我们的汉语，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说了不少话，而我们叫她闭嘴，管好自己的事儿。通常我们不会对那种嘲笑作出反应，然而我们把米粉店当作我们的地盘；人们没权利在那儿嘲笑我们，尤其卡拉ok的小姐。
我能看出冯小芹想要我诚实回答。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她了解我，就像她了解涪陵的其他人一样——她总是在店里，在那儿她看着我如何对事情作出反应。像所有人一样，她很仔细观察我，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看的时候，带着一点同情。
“是的，”我说。“我想那个女人很没礼貌。她在取笑我们，所以我叫她闭嘴。但它没怎么影响我；后来他也不说什么了。”
“她没文化，”冯小芹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指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冯小芹摇摇头，继续道：“所以她那么对待你，因为她没文化。涪陵的许多人都是那样。”
“不，多数人不是那样。而现在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他们还是不应该笑你。那很没礼貌，我想。”
她一直看着我，她黑色眼睛里的某些东西让我回避她。我看着那小儿，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说。“你们很好心，让我今晚来吃饭——那才是更重要的。黄凯是个很礼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们谈起了他长大了好多，他会说多少字了。我们没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为现在那惧怕已经不见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没有提到，从这个小孩的惧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见的多少困难，人们对于新鲜陌生事物的不确定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反应——一种本能，就像小孩一样，无可指责。要花时间与努力去应付它，也需要耐心，现在我才发觉，在对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们邀请我来吃饭，就是很慷慨的。他们知道那孩子会哭，也许会冒犯我，但他们还是邀请我来了。我想到了美国的圣诞晚餐，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请一个外国人，或一个黑人来与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害怕他的话。也许我会的——但那必须要有个理由。我会想说，这将会是对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课，也是对客人的一个重要姿态，而这会让我自己感觉很好。我是为自己做的，也为其他相关的人。
但今晚，他们的行为并无任何理由，任何目的。冯小芹理解我，但还没到那个程度，看不出我从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与她的家人邀请我来，不是为了展现他们没有外国人恐惧症，或者别的什么。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人过节日，而我是他们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紧。他们只是心胸开阔的人，而这是我在中国所吃的最好一顿。
午夜的爆竹声唤入了新年。我早些时候离开了黄家，我有点累了。准备睡觉时，爆竹声起，低低的，有节奏的声音，像是雷声滚过山顶。声音愈发大了，在河谷两岸回响，我到外面阳台上去看。
乌江在夜里显得阴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随着午夜临近，烟火增强了；我能看见它们在街上，在石级上闪亮。声音的强度加了一倍，两倍；插旗山那边也加入了，而在远处，跨过长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来。在午夜那一刻，整个城市轰鸣起来，它的声音响彻乌江两岸，建筑物的窗户也闪着火光。旧年过去了；在河谷的心脏深处，乌江颤抖着，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烧的城市上了色。最后，午夜过去了，烟火熄灭，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过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进了城，街上满是穿着新衣的人。传统上，在新年里你不能穿任何旧的，孩子们穿得尤其鲜亮。许多小女孩都上了妆；所有的男孩都拿着枪。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个节日传统：塑料的小弹丸枪在哪儿都有卖，在街边的摊档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来福枪或手枪，或者两把都有。这些枪很精确，有力，在美国，可能你卖上两把就会被起诉。在美国，有可能孩子们会拿它来射鸟，狗，或者猫儿；在涪陵，很少见动物，却有许多的人。城里到处都见男孩们互相追逐，喊叫着，发射他们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个潮流，是学生乞丐的出现。在南门山附近总有乞丐；通常他们身有残疾，有时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妇女，带着脏脏的小孩，来拖住你的衣袖。但现在，每次我去城里，都能见到两三个学生，穿着校服，因为羞耻而低着头，身前的信息板上写着长长的故事，标题是“需要学费”。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们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学学费，往往是因为家里死了人，而他们向路过的人请求捐助。通常乞讨者们会将学校的录取书与学生证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涪陵；他们是坐轮船经过的。
他们弄到的钱不少——一堆堆五块十块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的尊重，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赚钱；我不能想象这种骗局在美国会引起多少回应。至少它看上去像个骗局；在过去的两周里，我注意到其中有两个男孩显然是一起工作的，合用一套制服，以及证件。他们轮换着上班，而我总是留意到，其中一个人会在旁边观察他朋友讨钱。我的印象上，在节日的好心情中，他们很容易一天弄到一百块钱。这比呆在家里看电视的产出高多了。
我搭上公交车，去到一家佛寺，它在长江河谷之上，去看和尚算命。那是涪陵唯一一座真正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前，这个地区有超过三百家寺庙与神龛，但现在只有三家了，其中一家是佛寺。通常庙里只有几个游客，然而在新年的第一天，数百人涌去那里算命。在下方的街道上，小贩们向孩子们卖气球，而其他的孩子们用弹丸枪来射气球。我去到哪儿，都见到喊叫的小孩，挥舞着拳头，而他们的父母买给他们所有想要的东西。像其他的中国节日一样，春节有时看起来像是独子政策社会效应的欢庆。
那是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我走在河谷上方的山丘上，有一些人在放鞭炮，装饰旧坟。在下到街的小径上，我路过一个坐在岩石上的男孩。他大约七岁，膝盖上放着一把来福枪。当我经过时，我看他一眼，意思说：可别想射我。我继续往下走。
弹丸击中了我的后背。我已经在留意装子弹的声音，但那枪已经上了膛，我吃了一惊。那小孩早已准备好了，等人经过就射他。
我转过身，慢慢往回走。如果他又一次发射，打中我的胸，我可能会把枪留给他，出于一种变态的尊重，算他胆子够大。然而他僵住了，看着我走近。我已经对这个特殊的节日传统受够了，一把抓过枪，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他惊呆了，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然后开始哭嚎。我转回头，走远了。在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声，他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的爆竹声之上。
几天后，有些邻居的小孩来玩，我让他们用来福枪在我的寓所内射击。他们会比较在春节里收了多少钱——那是另一个传统，亲戚朋友们会给小孩红包，“红色袋子”，装满了现金。
小王收到了1250元，那大约是一个城市家庭三个月的收入。其他孩子们的进账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间，除了方思扬，她的钱还不到七百元。她是个可爱的女孩，留着麻花辫，我能看出她觉得很尴尬，节日里才收了这么点钱。有一次，我问道方思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