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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病了，疾病从他的身上延伸到了画中。1969年，出现在他画中的是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或亲吻，或交媾，或彼此扼杀。毕加索的身体被各种疾病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塞得满满当当。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身体突然背叛了他。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到，呼吸困难，两腿无力，就连想睡个安稳觉也困难。但是，对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来说，与这些不可避免的生理疾病相比，更可怕的是他的心理疾病。毕加索的生命之源已经被截断了，濒临死亡的他凝视着死亡，想象着死后的情景，内心一片恐惧。
爱他的人和他或许曾经爱过的人都努力尝试着将他从与世隔绝中拯救出来。已经和一位法国船长结婚的玛雅与两个儿子住在马赛。当她带着孩子们站在穆更的电子门前时，听到的仍然是那句已经听过无数次的”毕加索先生不在家“的回答。她去了很多次，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三个月前，克劳德在纽约与一个美国姑娘结婚。当他带着新婚妻子来到电子门前时，一个声音通过对讲机问他：”你是谁？“
”我是克劳德。“他回答说。
”哪位克劳德？“
”克劳德？毕加索。我想见见我的父亲。“
对讲机不响了。一会儿，声音再次响起：”他太忙了，见不了你。“
”那么，我明天来行吗？“克劳德静静地继续追问道。
”不行。我想他明天也不会有时间见你的。“
这时，一辆卡车停在了门口，从车上下来几个维修工人。他们在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之后，门很快就开了。
”为什么你们能进去，我不能？“克劳德问道，好像这些既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痛苦的陌生人能解开这个至今仍让他不得其解的疑问。
”哦，你想进去，就得有张通行证。“他们中的一个人笑着回答说。显然，克劳德的通行证上的名字写错了。
三十多年来，毕加索每个月都会给特蕾丝寄生活费。突然有一天，支票停寄了。一直以这笔钱为生的玛丽顿时感到非常痛苦。于是，她给毕加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悲伤及惶恐不安的情绪一目了然。信中，她引用了孔子的话：”万物皆快乐，所以人一定要懂得如何发掘快乐。“可不一会儿，她又似乎受了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所扰，突然笔锋一转，又引用了一句叔本华的名言：”生活不过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生存斗争。“1927年，毕加索曾经画过一幅完美结合了字母与手的形态的油画《字母与白色的手的构图》（Composition with Letters and White Hand），并将它一直保存在身边。在这幅画中，特蕾丝名字的字母完全隐藏在一只象征命运的虚幻无形的手中。42年后，玛丽再次提到了”那只手“：他的那只手曾经伤害过别人，可事后马上就忘了；而今，为了乞讨，她的那只被伤害过的手却反而伸得更长了。”他的那只手极其可怕，就是用那只手，他曾发过假誓，扛过来复枪，编过有刺的铁网，也是用那只手，他打过人，甚至还杀过人。那是只可悲的手，受过伤的手，乞讨的手，遗忘的手，永远摆脱不了铁链和绝望纠缠的手，那就是双死亡的手……“
她寄了信，却没有署名——这是一种忧伤的信号，她希望能借此博得些许同情。收到信的毕加索却把它当成了威胁的信号。在与律师罗兰？杜马（Roland Dumas）的谈话中，他甚至说里面有”邪恶的眼睛“，还有”黑色的魔法“。迷信思想在他的脑子里空前活跃起来，这使他变得越来越多疑，还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暴跳如雷。他甚至把玛丽当成”魔鬼“，时刻提防着。那只手已经完全沦落为乞讨的手了。
玛雅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便写信给她的一位在洛杉矶从事艺术品交易的朋友。弗兰克？皮尔斯（Frank Perls）回忆说，那是一封”悲伤的“信：”玛雅痛苦地述说了母亲的许多悲惨遭遇……特蕾丝已经完全绝望了。玛雅在信中说，他母亲有一些毕加索的画想出售。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她到底该怎么办？“皮尔斯从洛杉矶给特蕾丝打了个电话。”玛雅已经交待过，说她完全可以信任我，“他说。”在电话里，这位美丽的妇人——她的美丽曾经被毕加索刻在了他的雕塑上，但现在她只是我朋友玛雅的母亲——泣不成声。六千英里之外，这位金发碧眼的美人儿痛哭失声。“
两天后，皮尔斯来到了亨利四世大道1号，然而，他见到的并不是一位美丽的金发妇人，而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婆“。见面之后，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皮尔斯马上就被这开门见山的自白打动了：毕加索仍然是她生活的中心。更令他震撼的是，她的话让他想起了，几个月前，他在弗洛咖啡馆外遇到过一个美丽的女孩，当时她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你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是什么时候？“那个女孩就是帕罗玛。＇图081＇
在玛丽的那间冰冷的公寓里，他坐在餐桌旁，听这个女人讲述那个被她奉若神明的男人。她拿出一些旧物：一个装满了他的信的鞋盒及一小包用面巾纸包着的他剪下来的指甲。此外，她还有八幅油画，23幅素描及53幅平版画，只不过这些全都存放在巴黎国家银行的库房里。
2月6日，五点，皮尔斯与出版商兼艺术商海海兹？伯格荣（Heinz Berggruen）一起来到了德维圣母院。在他们无数次的电话攻势之后，毕加索的好奇心终于被打动了，他想看看他们皮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画。那扇铁门终于开了。当他们进去后，毕加索问道：”那么，那一百幅画呢？你们究竟是从哪里弄到一百幅我的画的？“他们一拿出来，毕加索立刻就明白了。他们解释说，特蕾丝需要用钱，所以想把这些全都卖掉，因此，他们希望他能在这些画上签上毕加索的大名。毕加索说：”是吗？这样啊，好啊，你们就把它们放在那儿吧，我会签的。等明天早晨，签名干了，你们就可以把它们拿走了。“
玛雅早就告诫过皮尔斯，毕加索很可能会想把属于她母亲的这些画留在穆更——因为雅克琳的缘故，她这样说过。皮尔斯不放心把画留下，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雅克琳就闯了进来。她向来有躲在门后偷听的习惯。雅克琳尖叫道：”天啊，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每周四下午去和她睡个觉吗？可那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你的画……你绝对不能在那上面签名！那是属于你的画！特蕾丝不过是替你保管它们而已……如果她缺钱花，为什么不去当保姆呢？“在继续尖声叫骂了一阵之后，雅克琳才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毕加索随即顺水推舟，完全不管旁边还有两个已经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艺术商人：”噢，你们也看到了。我能怎么办呢？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你们，可我真的爱莫能助。“他们不断地提醒他特蕾丝已经穷困潦倒，急需用钱，希望能博得他的一丁点同情。毕加索说：”可就算那样，我也没办法啊。我知道你们很有诚意，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我真签了，雅克琳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我们家就是这样。“＇图089＇
当然，说雅克琳会不饶恕毕加索，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像以往一样，只要有需要，毕加索就会把自己说成是雅克琳的牺牲品。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那些画签名。不过，他倒是很乐意为伯格荣带来的那些平版画签名。尽管那些平版画的主人是一个毕加索从未谋面的斯堪的纳维亚收藏家。有一次，托尼？库提斯（Tony Curtis）曾拜托毕加索为他的一幅尚未署名的作品签名。为此，光是调油色，毕加索就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很用心地签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签名。只不过，托尼可是个电影明星。＇图091＇
皮尔斯给玛雅打电话。他在去德维圣母院的路上，曾经顺路去了趟马赛。她告诉他：”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能让我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用每个月都眼巴巴地等着他的施舍；我希望这样能让她有足够的钱，可以在这里的海边买套小房子，和她的外孙们一起生活。“当皮尔斯告诉她发生的一切时，她哭了。皮尔斯写道：”我虽然是个画商，但我最后一次见毕加索的经历可不怎么妙。“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去拜访过”那位伟大的老人“毕加索。
特蕾丝仍然住在那间冰冷的公寓里，没钱，也没有再收到过任何支票。她决定求助于律师。于是，乔治？郎洛瓦（Georges Langlois）与罗兰？杜马取得了联系。两位律师经过数月的谈判磋商，才终于让毕加索同意恢复对特蕾丝的生活供养。杜马在第一次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亲爱的郎洛瓦，鉴于她的信令他想到很多极其可怕的情景，故实在难以恢复供给生活费。“就像毕加索生活里的其他人一样，特蕾丝随时准备着承担一切过错和责任。她对郎洛瓦说：”都是我的错，是我铸成了大错。“
通过律师间的会晤与磋商，一切都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毕加索坚持特蕾丝不能卖掉他给她的任何东西，而且态度十分强硬。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这都多亏了罗兰？杜马，正如乔治？郎洛瓦所言，是他尽可能地安抚了他当事人的那些不可理喻的恐惧感，才让一切能圆满解决。特蕾丝答应，在毕加索的有生之年，不会出卖任何他的作品。作为交换，毕加索同意让他的律师写封信，证明她依法享有皮尔斯退还的那些尚未签名的作品的所有权，这样，在他死后，就不会再有任何关于这些作品归属权的争议了。毕加索始终都没有在那些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证实了那的确是他的作品，这也就等于证实了它们的价值。郎洛瓦解释说：”如果没有他的肯定，他完全可以否认这批有瑕疵的画是他的作品。他甚至可以宣称，他之所以把它们留给特蕾丝，就是想让她将其撕毁或以其他方式销毁。他可以说，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签名的原因。如此一来，这些画就会完全失去其市场价值。“
他们向毕加索解释说，既然在这三十多年里，他每个月都给特蕾丝寄生活费，那么根据法国律法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他承认对她负有”必然的职责“。事实上，特蕾丝的生活费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还有所增加。郎洛瓦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必须为她做点什么，这样才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当人的情感无能为力的时候，法律的压力往往可以奏效。这就是毕加索深知的，并且常常挂在嘴边的权利的语言。
特蕾丝的案件结束了，可是弗朗索瓦丝为她的孩子争取合法权利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在这宗案件里，法律仍然站在毕加索这边，所以，毕加索给罗兰？杜马的指示相当明确：拒不承认她所提出的任何主张。他曾经对杜马说过：”与那些女人们给他生的孩子相比，他的作品应该更有资格作他的孩子。“1970年，弗朗索瓦丝在纽伊里与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着名科学家乔纳斯？萨克博士（Dr。 Jonas Salk）结婚。同年，格拉斯法院受理了她亲子认证诉讼。毕加索对一位法庭记录员说：”他们已经得到了我的姓氏，难道这还不够吗？“
甚至就连他自己的律师也这样认为。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出现了。曾对弗朗索瓦丝和她的那本书提起过诉讼的梅特尔？扎伊德（Maitre Izard）主动提出，愿意帮她打这场官司。这位扎伊德先生不仅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而且还是法国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弗朗索瓦丝说：”这太不寻常了。起初，我还以为这又是毕加索的一个阴谋。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使我的孩子们永远得不到应得的权利。但是，当我与他见面之后，我感觉到他是真心想帮助我。他认为当初毕加索就不应该阻止我的书出版；现在，他否认孩子的权力也是极其不公平的。“六个月后，扎伊德死于心脏病。弗朗索瓦丝说：”失去他真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他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也的确让人感到高兴。他改变立场，站到我这一边来的事实证明了人的心理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位曾经在出书的那场大战中与她对簿公堂的律师萨里亚克仍然站在毕加索那一方，不过，对于弗朗索瓦丝坚定的目标，他却大加赞赏：”弗朗索瓦丝极为关心孩子的将来。这是她面前的当务之急。她打这场官司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孩子们获得应有的权利，使他们的生活步入正轨。对于她，除了赞美之词，我别无他言。正如我对她说过的：’我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深表遗憾。‘“
许多人不仅对毕加索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更对他现在的艺术状态深表惋惜。1970年5月，在亚威农的帕普宫举办了毕加索上一年的作品展。这次展览恶评如潮，许多毕加索爱好者们都对此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就连毕加索的忠实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