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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对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这与他们之间的维新思路不同和前此所述的中西文化观不同密切相关。严复当时倾向“教育救国”，从思想文化下手，其具体主张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者之中他又认为“以民智为最急”。他笃信斯宾塞的一句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他在《辟韩》等文中虽然宣传了卢梭的“民约论”，但并没有接受卢梭有关革命的观点。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严复则谓：“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74］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条件仍不够成熟。相形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则急于求成。他们主张“速变”和突变。康有为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军事各方面都立即学习西方，使“庶政尽举”。［75］他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他说洋务派之失在于，“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根本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76］他大言不惭地说，按他的方法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77］严复则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78］时间上的差距，表明严、康二人，一个有渐进思想，一个持突变观念。
既然严复热衷于“教育救国”，因而他对新兴教育事业极力支持。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授权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它工作，都由他亲自负责。1898（光绪二十四年），严复曾两次应约，前往张元济在京创办的通艺学堂，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来听他讲课者，“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于是“严观察（复）登台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听众“有闻其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好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另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79］严复对通艺学堂始终热情赞助，校名“通艺”二字即他所取；校中两名教习，教授英文、数学，其中一人就是他的族侄严君潜。在他的帮助之下，张元济悉心将该校造成一个讲求西学，培养人才设施俱全的新学堂。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廷曾一度决定以刑部主事张元济为总办，拟请严复为总教习。后因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成为事实。但也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张元济、严复两人办理通艺学堂，具有一定经验，并且有资望来办理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
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喋血都门，严复的心情极为悲痛，“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80］这两句诗，明确表明了他对六君子牺牲及光绪帝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但相对其它的维新派人物，或被捕杀，或流亡异域，严复当时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一说是荣禄袒护他，一说是他所办的《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因而慈禧、荣禄未对严复轻举妄动；这些因素也许发生了作用。不过如就当时严复的情形来说，他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并无密切的组织联系，思想上也有一定距离，行动上更无密切合作，他在政变后平安过关，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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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9页。
［2］《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3］《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4］《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3页。
［6］《与梁启超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7］《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8］《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9］《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6——17页。
［10］《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11］《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页。
［12］《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6页。
［13］《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3页。
［14］《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1页。
［1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61页。
［17］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18］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19］《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康有为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0］《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9页。
［21］《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22］《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1321页。
［23］梁启超《康有为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
［24］《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4页，北京，中毕书局1981年版。
［25］《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折》，《杰士上书汇录》。
［26］《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59页。
［27］《救亡决沦》，《严复集》第1册。
［28］《附保国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29］《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30］《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31］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4页。
［32］《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册第82页。
［33］《保教余义），《严复集》第1册第84页。
［34］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摺》，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6页。
［3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36］《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37］《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38］《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l册第90页。
［39］《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1册第93页。
［40］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
［41］俞樾：《诂经精舍课艺第八集序》，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年编》上册第34页。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沦》。
［43］《《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4页。
［44］《《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5页。
［45］参见王拭：《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严复集》第2册。
［46］《驳英《太晤十报》沦德据胶澳事》，《严复集》第1册第56页。
［47］《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7贞。
［48］《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8页。
［49］《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0］《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1］《道学外传》，《严复传》第2册第484、485页。
［5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3］《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4］《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5］《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6］《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7］《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7页。
［58］《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
［59］《沦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0］《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1］《原强》，《严复集》第1册。
［62］《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63］《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4］《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5］《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二册第90页。
［66］《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
［67］《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8］《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9］《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0］《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1］王锡蕃：《保荐人才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74、375页，神州国光社版。
［72］《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408页。
［73］《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9页。
［74］《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75］《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
［76］《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8］《辟韩》，《严复集》第1册。
［79］参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4页，神州国光社版。
［80］《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第3章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一名之立，旬月踟踌；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相互交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思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对这个评价，严、林两人皆有异议。林纾虽译了17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他不屑于做个“翻译徒”，自许是古文高手，而康有力和后人却偏偏赞赏他的“译才”。严复则认为“康有为胡闹，天下哪里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羞与为伍”。［2］的确，他所译的那些西方理论名著，别说不识外文的文人不能翻译。就是一般译才也无法胜任。严复的辩白是可以理解的，就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而言，确实是同时代的其他翻译家所无法匹敌。
3·1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梁启超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中以热情的言辞称道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4］鲁迅所指的“感觉敏锐”，既不是指严复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前，就写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实行民主政治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等文；也不是指严复与夏曾佑一起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驳斥传统士人把小说贬低为“小道”的错误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对天下人心风俗的影响超于经史之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它是指严复“先前认真的译过几部鬼子书”［5］，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谈及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时，也推许“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6］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7］近人对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中的先导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从维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