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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翻译家“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严复借鉴古人的经验，特别是受到汉唐时期古人翻译佛经方法的影响。所以鲁迅说，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99］
总之，严复的翻译从内容上说，是输入西学；从形式上看，则是承继中学。此外，在他的译著所加“案语”中，还有大量讨论中西学术的文字，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严复会通中西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严复个人的学术见解，其中不乏对传统学术的评价和精审。所以，对于严译名著，我们不应只视为一般的翻译著作，还应看到它的学术价值。贺麟先生认为，严复的翻译“于中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翻译的副产品于中国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100］这确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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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有为：《林琴南先生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5］鲁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6］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8］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9］《吴汝纶致严复书》1897年3月9日，《严复集》第5册第1560页。
［10］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
［11］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1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3］参见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5］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一书。
［16］据王拭：《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统计，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一书。
［17］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7、1318页。
［18］《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1、352页。
［19］转引自贺麟：《严复的翻译》，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33页。
［20］Wang Zuoliang（王佐良）：“Two Early Translatiors
Reconsidered”，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
［21］傅斯年：《译书感言》，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60页。
［22］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转引自贺麟：《严复的翻译》，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33页。
［23］《与张元济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27页。
［24］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2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6］《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
［27］《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
［28］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53页。
［29］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上册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0］《原强》修定稿，《严复集》第1册。
［31］《与汪康年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507页。
［32］《天演论·导言二》，《严复集》第5册第1327页。
［33］《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34］《与张元济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27页。
［35］《与汪康年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507页。
［36］《天演论·导言二》，《严复集》第5册第1327页。
［37］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下卷，第28页。
［38］“严复名著丛刊”《天演论》下卷，第14页。
［39］《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三制私，《严复集》第5册第1347页。
［40］《天演论》（下卷）论十六群治，《严复集》第5册第1395页。
［41］《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页。
［42］《天演论》上卷，导言二广义，《严复集》第5册第1328页。
［43］《天演论》上卷，导言十四恕败，《严复集》第5册第1348页。
［44］《天演论》卷上，导言十四恕败，《严复集》第5册第1349页。
［45］《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第1册第98页。
［46］“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59页。
［47］“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59页。
［48］“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亚当·斯密传》。
［49］“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707页。
［50］“严译名著丛刊”，《原富》序。
［51］“严译名著丛刊”，《原富》《译事例言》。
［52］“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i页。
［53］“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1页。
［54］（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09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5］《原强》，《严复集》第1册。
［56］《《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7］《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第134页。
［58］陈宝琛：《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2页。
［59］《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60］《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61］《群己权界论·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1页。
［62］《法意》第十一卷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63］《法意》《孟德斯鸠传》，《严复集》第1册第145页。
［64］《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65］《法意》卷二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04页。
［66］《法意》卷五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49；950页。
［67］《法意》卷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3页。
［68］《法意》卷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9、940页。
［69］《法意》卷十七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
［70］《法意》卷十七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
［71］《法意》卷十九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92页。
［72］“严译名著丛刊”，《法意》卷十九按语。
［73］《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5页。
［74］《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6页。
［75］《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5页。
［76］《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6页。
［77］《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4页。
［78］《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5；926页。
［79］《名学浅说·序》，《严复集》第2册第265页。
［80］《名学浅说·序》，《严复集》第2册第265、266页。
［81］《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5册第1243、1244页。
［82］“严译名著丛刊”，《名学浅说》第3页。
［83］《原强》，《严复集》第1册。
［84］“严译名著丛刊”，《名学浅说》第66页。
［85］“严译名著丛刊”，《名学》第80页。
［86］《《民约》严议》，《严复集》第2册。
［87］《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8页。
［88］“严译名著丛刊”，《穆勒名学》第105页。
［8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70页。
［90］梁启超：《介绍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期。
［91］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民报》第12号。
［92］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93］吴汝纶：《答严几道》戊戌二月二十八日，《严复研究资料》第252页。
［94］《译《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2页。
［95］《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1册。
［9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97］《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9卷第380页。
［98］《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班第1321页。
［99］《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8卷第381页。
［100］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一书。
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
第4章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
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语打破后壁，柱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
——严复：《致熊纯如》
晚清学人治国学，大致分两支：一支仍沿承有清一代的朴学传统，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其治学特征是“以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研究内容则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话、校勘辑佚等方面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另一支则受到中西文化冲撞、交流的刺激，逐渐在国学研究中注入西学的内容，或用西学方法治国学，或用西方思想附会中学，或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拓展国学新领域；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思路上都与传统学术有了一定差异，为国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前者表现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继续，后者则是中国学术传统的某种更新。一般来说，晚清国学大师因其教育背景的制约和时代风潮的影响，都表现出一身二任的倾向，既在传统经学上狠下功夫，又希图容纳外来某些可以借鉴和接受的学术观念。同时也有所侧重。严复是“近世西学第一人”，他兼治国学，自然在这一领域也输入了西学的观念、方法和意识，可以说，他是近代新国学的开拓者。在这方面他所做的工作鲜为人们重视，但他开启的路子，却对后来国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4。1“道”的诘思
《道德经》短短五千言，却流传千古，吸引了无数士人为之疏义注解，它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宗教史和社会政治史等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学术史上之所谓道家，宗教史上之所谓道教，政治史上之所谓黄老的“无为而治”，其思想渊源均可溯自这部经典。可以说，对《道德经》的释义、注疏和理解因时代的不同，思想派别的不同，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常常打上了不同的烙印。
最早解释《老子》的文字见诸于韩非的《解老》、《喻老》，它是为其法家学说服务。西汉初年兴起的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适宜当时社会要求休养生息的形势，一时“因缘际会，遂成显学”。东汉末期，黄老之道分衍为三支。一为张角之太平道，其经典为《太平青领书》（亦即《太平经》），后因酿成农民大起义，被汉朝镇压下去，太平道因此受到沉重打击，逐渐在历史上销声绝迹。一为张鲁所创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其主要经典为《老子五千文》和“三天正法”之章符，其秘籍有《老子想尔注》、《太平洞极经》。张鲁占据汉中三十载，实行政教合一，推广五斗米道；后来他归附朝廷，与曹操关系密切，故五米斗道得到继续流传，以后遂成为道教的正统。一为魏伯阳所设金丹道，其典籍有《参同契》，它使道教练形方术向义理化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后世道教丹鼎派的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是道学的勃兴时期，“文章之士，颇以放旷自遁，名之曰老庄，与道教同时而大异，于是老子又为名士之职志。自是以来，托于老子而自见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四者。”［2］隋唐时期，道家学说得以延续和发展。从隋代的王远知、苏元朗，唐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杜光庭，均出自茅山道，一脉相承。唐朝由于奉道教为“本朝家教”，故对之有意扶持，道教一时称盛。这期间，道教在义理和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阴符经注疏》、《玄纲论》、《坐忘论》、《入药镜》等重要道书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宋元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动荡、南北对峙，道教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南北各宗，新的道派在大江南北纷纷兴起，北方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南方有净明道、清微道等；同时由于宋代儒学注重“义理”阐释，不拘泥训话旧说而自由说经，进而探讨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这也影响和促进道教向义理深入发展。陈抟创“无极图”说之后，道教图学的发展及张伯端著《悟真篇》，逐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