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年（同治十一年），清朝择优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以后三年又续派，每年30名，四年中共派出120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成为政界知名人士，或成为军、学、商界要人，或成为重要科技人材。
严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由福州船厂选出，他们改去欧洲。船政学堂原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后来李鸿章、沈葆桢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撑这个局面，故主张从已经毕业的学生，选派到国外去深造。李鸿章、沈葆桢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分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19］
李、沈的奏议是在1873年提呈。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迟迟未派。拖到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才得以实现。
1877年3月，严复等30余人，搭乘官轮“济安”号离开福州前往香港。4月5日又登轮离开香港，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
严复与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12人到达英国后，其中六人即派登英国战舰实习，其余五人先入学，后仍被派登英舰至海洋实习。唯有严复一人始终未经登舰作海军训练，他先往朴茨茅斯学校（Portsmonth）肄业，然后进入皇家海军学院（RoyslNavalCollege）；在英国完成预订选修课程后，又被派往法国作修学旅行，再回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格林尼治是伦敦的一个自治市镇，它位于泰晤士河口，是天然的海港，它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皇室的力量和英国的海上扩张。早在1423年，格治斯特公爵圈围这儿的土地作为猎场；后来皇族又在这里建造起皇家博物馆和王宫。1694年，威廉三世和玛丽王后邀请当时一批著名建筑设计师构建了一批辉煌的建筑。乔治二世时期，为安置对法作战的伤病士兵，创立海军医院。1871年，在原海军旧址创办皇家海军学院，为英国以及其它国家海军培养、输送专门人才。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学习海军基础理论为主，并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员每天早上六点钟要分赴各馆上课，据严复向当时清政府驻英大使郭嵩焘介绍：“礼拜一上午学习重学、化学，下午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学习算学、格致学（包括电学），下午画海道；礼拜三上午学习重学，论德法、俄土战例，下午自学；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自学。”［20］学院教学十分注意学员能力的培养，严复给李丹崖抄录的“考课问目”（考问课目）是：“一日流凝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而且“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21］
皇家海军学院这种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式，颇令封闭于满堂灌和习惯于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责，受益尤多，我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上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22］
严复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并将之介绍给国人，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1878年3月7日，严复与几位留学生被邀到清政府驻英使馆处出席宴会，宴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科学发现，从“光速而声迟”，到钟表机械原理，到“洋人驾船皆以南北纬度的斜取风力”的道理，［23］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9日，严复又对来学院看望的李丹崖等清朝官员，“演示摩擦生电”［24］，并且探究“西洋学术之精深”的原理在于注重基础科学——“数学和重学”。5月2日，留英学生向李丹崖出示各自的留学日记，严复出示的《沤舸纪经》，内中记录的又是光、热、空气、水和运动，谈论兵船发展之趋势、铁船之利弊等，凝注了严复对近代科学研究的心血。
同时，严复还十分注意学习英语，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称道他的英语水平“胜于译员”，以至每与英官员会谈和见面，“唯一邀严又陵同赴”。精通英语自然使严复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任意博览群书，或与英人交往，接受新近在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熏陶；还为他归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留英期间，严复的专业，虽然有“考课屡列优等之语，但比较其他同学，并不突出。当时，刘步蟾、林泰曾两人成绩出众，而蒋英超“所造独深”。其他人如艺徒郭瑞圭、刘懋勋、裘国安等也均列优等；“浦消合考”，郑清廉且得第一名。故后来一般人说严复在英国时考试常列第一，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亦说：“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恐怕并无依据。严复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海军，他未去军舰上实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严复当时所怀抱的志趣，已经不为“良将”的人生境界自限了，这一点已被时人所注意。郭嵩焘在向清政府汇报关于英法留学生学习成就时说“水师良才曰刘步蝎、方伯谦、萨镇冰、何心川”，而严宗光“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并说其他学子“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让严“交涉事务，可以胜利”。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严复在学校读书之外，还广泛接触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表明当时严复的思想已超越了洋务运动所标榜的练兵自强的局限，已着意于从更深层次探讨社会变革和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途。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有中肯评价：“历来论者均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而同时留学归来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25］至于“严复在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中之被如此特别安排，显示当局针对严之个性特别学识，因材施教，使其注重理论。乃有计划地培植，使其成为教育后进之领导人才。严复后来对国家服务即决定于此。而其对国家之贡献，实远超过最初计划。”［26］
19世纪70年代，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鼎盛，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繁荣局面，恰与腐朽衰落的清廷，形成鲜明对比。严复身临其境，自然表现出倾慕服膺之情。例如，他去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认为这就是“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27］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仅“司法析狱之有术”，还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既然有这种良善的制度，自然“公理日伸”［28］了。又如他考察英国城市，见其治理得井井有条，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以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再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他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他说，在中国“谋国者以钳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这样的社会自然公理不伸，上下乖离了。而西洋呢？由于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生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人民的命运迥然相异。中国人民都是“苦力”，而西洋人民都是“爱国者”；“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29］他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论及英法人民身材的高矮，以及在学时不能婚娶等事实，以为“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弊，亦稍已过庶之祸。”由此不难看出，严复对英法社会观察之精细与关切层面之广了。
透过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层，严复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深层，亦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思想理论。限于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严复不能抽出大量时间广泛涉猎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是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到，严复所最倾心的，以后又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大概在这时应有所接触。在这些思想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当时，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一书已出版二十年之久，这种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始祖斯宾塞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决定论学说，这一思潮不仅震憾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而且后来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到了中国，进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和支配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发展进程。
严复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和他研读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曾引起清朝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这位开明的长者一向自命为最了解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先驱人物，对于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的青年严复的才华卓识却很折服，引为忘年交，这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严复的名字最初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是在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一月一日）。在当日的日记里，郭嵩焘这样写道：“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30］以后每逢假日和课余之暇，严复常去使馆，或向郭介绍西洋学术，或为郭抄录格林威治学馆“考问课目”，或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两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郭嵩焘为此曾写信给朋友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31］同年6月21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嵩焘先去巴黎，他的随行人员李湘甫、李丹崖、罗丰禄则于7月1日赶往巴黎，严复等人与之偕行。在巴黎期间，严复随郭嵩焘参观了天文台、下水道、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的议政院等处。此外，严复还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32］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驻外使节，也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他的眼界和识见早已越出了洋务运动的藩篱，所撰《使西纪程》一书受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严复与郭嵩焘的交谊与投契，说明他们俩人思想主张的相通和高度一致。尽管我们对两人在英期间的交往不得其详，对严复留英的思想状况也欠缺详细的材料，但我们可从郭嵩焘当时的著述中，窥见到他们思想交流的某些线索。
郭嵩焘是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1879年1月31日离英回国，在英时间整整两年。作为“天朝帝国”亲历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精通传统文化，熟悉传统政治，了解“洋务”内情，因此在出国以后，通过对西洋政教的考察和研究，他就有可能将中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进行比较和审察，进一步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性，这是中国维新运动萌芽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探索。细加分析，郭嵩焘维新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一）他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形，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得”，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二）他从欧洲看到了教育在建设近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泰西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比中国崇尚“时文小楷”（八股文）传统教育优越得多；于是力倡开办学校、多派遣留学生，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