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化的出路联系在一起。“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
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使古而蔑，将吾国之有存者几何？”［68］严复对这一问题，颇费思考。他对比中西文化，以为西学长于自然科学，可信而不可弃，“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69］即使认定中国文化“有病”从更新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治“旧学”。“譬如治病之医，不细究病人性质、体力、习惯、病源，便尔侈谈方药，有是理乎？始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故不佞谓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惟教授旧法当改良。”［70］基于此，严复主张中西学并存融合，“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不至枯守其旧，盲随于新”。
民国初年，严复的观点逐步向传统文化倾斜，最为人们注目的是他在给弟子熊纯如信中的两段话语，如：
“鄙人行年书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71］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十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72］
前一段话虽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作了很高评价，但它还提出“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表明他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无条件地承继。后一段话将自己的立场与康有为相提并论，断言中国未来之转机有待中国千年“礼治教化”的发扬光大，带有更为浓厚的“复古”色彩。
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导致了严复对“尊孔读经”的极力提倡。1913年，他领衔发起成立孔教会；同时，他还公开发表《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论文和演讲，阐述思古与读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质文递擅，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苦为之礼乐文章焉，至于吾济，乃得于民种之中，而犹有当前之地位，如是之阶级，则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遗泽，又何从而得之！”［73］据此，他呼吁：“呜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对于传统文化不能采取随意贬损的态度，因为它溶注了历代志士仁人的心血；对于孔孟经书，则应继续倡读，因其对于塑造国民人格，有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74］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而“忠孝节义”应成为国民精神的主体。“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75］严复认为，建立民彝“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惟其如此，“夫而后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为施。”［76］
应当指出，严复在有选择地倡导传统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继续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如他也是在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中，指出：“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77］他在谈及青少年的教育安排时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至于从事西文西学，极早须十五六方始，此后中文，则听子弟随地自修可耳。”［78］严复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大体也是这样安排，童年在家治中学，到少年时期，送其出洋留学。有时候严复对读经一事也表现了慎重的态度，“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79］可以说，严复晚年提出的“读经”主要是限于道德教育领域，“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在严复看来，“西学”的长处是自然科学，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怀疑之处。但是，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应当数典忘祖，完全背叛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应该发掘民族精神的原动力，弘扬传统，光大传统，对中国传统予以现代阐释，使之实现向现代的转换。
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这是任何一个迈向近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课题。解决这一间题的一个症结就是如何给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它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反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使自身的文化传统得以延伸和光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个角度看，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有其合理因素。以严复在英国的经验体会和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亲身经验，他无疑已看到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能成功地处理历史遗产，往往可带来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则可能因为价值领域的真空，伦理道德的失范，整个社会失去应有的平衡，而陷于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作了重新估价。
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的重估，除了其自身的学理探讨使然外，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现实的刺激和对西方文明所出现的危机的深深失望。从国内情况看，民国初建伊始，政治仍漆黑一团，社会动荡不安，共和政体徒具形式，“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顾，有朝不及夕之优。”［80］严复未能洞察产生这一情况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将之归究为辛亥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由此引起他对共和政体的大为不满，“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81］，认为只有实行君主政体，建立一个稳固的强有力政府，才能结束社会的动乱局面，“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82］既然中国还需实行君主政体，那么“将必有孟（子）、董（仲舒）、韩（愈）、胡（安定）其人者出，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于既废之余，于以回一世之狂惑，庶几得去死亡之祸，而有所息肩。”［83］这样，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自然就是必要的了。
从国际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相互残杀，昔日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之梦被硝烟滚滚的战争风云击得粉碎，目睹这种战争惨况，严复更是为之震惊，他不禁悲叹：“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84］，“文明科学，效其于人类知此”，“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随之也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85］他从自己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中深切认识到：“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86］
严复如此贬低西方文化的全部价值，如此抬高中国文化的未来意义，自然是相对偏激了。但是返观当时的知识界，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大有人在。欧战期间，西方思想界也有不少人，以为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科学破产了，需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精神养料，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深表钦佩。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轰动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就是弥漫西方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表现。当时欧洲许多人的心态是“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87］在东方，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表示：“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反之东洋文明则最健全”，［88］于是研究东方文化一时成为国际知识界的时尚。这股思潮波击国内，康有为提出“以孔教为本”论，梁启超主张“东西文化互补”观，章太炎鼓吹“复兴亚洲古学”，孙中山倡言“固有道德高尚”论，与这些观点相映照，严复内心世界也发出了共鸣：“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89］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迅速向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社会主义迈进；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开始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须加注意的是，严复等人因由于反省西方文明的弊害和忧虑中国社会现实的恶化，所出现的“复古”倾向，与那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是截然不同的，它内含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从理论的层面看，严复虽主张“复古”，但对孔孟之道仍希望“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它带有“以复古为革新”的味道。从实际的层面看，严复等人“复古”观，虽处于革命思潮的负面，但它并没有消沉，或被历史的大潮淘汰，而是一直作为一条辅线潜滋暗长。“五四”以后，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复古”倾向某种程度的承继和发展。
5。3愈懋老人的启示
严复垂垂老矣，在他与家人、朋友、学生的通信中，常常摆出长者的姿态教诲晚辈，谈及自己的病情发展情况，不时也伴随着暮年的喟叹。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生涯，充满了感伤的色彩，似有壮志未酬之感：
“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儿。”［90］
展望未来，严复的心情更为沉郁，与同时期昂扬向上的新思潮相比，更多地显露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
“深惑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91］
如果说民国初年的严复对时势的发展，还图谋有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严复因先前列名“筹安会”，被时人所诟病，已完全失去了言论家的资格。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严复于己是“羸病余生”，除了阅书看报，偶然与亲友通信，已很难再从事户外的活动了。于世则是力不从心，虽然他仍关心时局，且常有议论，但都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与当局已不再发生政治联系。
然而，国内外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结束以前，严复就已看出：“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92］但新的变化，既非严复所逆料，更非他所欢迎。
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就出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严复历来对革命的态度，就可推想他对这次新兴的社会革命的评价了，何况这是一次与法国大革命性质有别，且更为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
“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