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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拟上皇帝万言书》刊于《国闻报》。
光绪帝召见严复，询问对变法的意见。
在北京通艺学堂演讲“西学门径功用”。
戊戌政变后，作《戊戌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诗。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续译《原富》，寄请吴汝纶审定。
译英国学者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又娶朱氏。生子二：璩、玷，女三：璆、珑、顼。
译《原富》完。
离津赴沪，结束了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务。在上海“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
7月，上海维新人士在英国租界张园成立“中国国会”，挽救时局，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始译约翰一穆勒《名学》。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应张翼（燕谋）招请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工作。
致书吴汝纶，请其为《原富》作序，撰《原富》“译事例言”。张元济、郑孝柽编《中西编年、地名、人名、物义诸表》附在《原富》译本后。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由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
《原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译约翰·穆勒《名学》半部（八篇）。
在张元济主编的《外交报》上发表《致《外交报》主人书》，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分则两立，合则两亡”。
续译《群学肄言》，年底完成，凡三易稿。
《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
9月，所译《群己权界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译完英国学者甄克思《社会通诠》一书。
应熊季廉之请，编写《英文汉诂》，以汉文言述英文文法。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辞去编译局职，离京赴沪。
所译《社会通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春，张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约请严复赴英。在伦敦会见孙中山，两人围绕改造中国途径，意见不合。顺途游历法兰西、瑞士、意大利等地。
5月，所著《英文汉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所著《评点老子道德经钞》一书由熊季廉在日本东京出版。
本年，所译约翰·穆勒《名学》由蒯氏金粟斋刻成。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任上海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不久辞职。
在上海青年会发表讲演，后以《政治讲义》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所译孟德斯鸠著《法意》脱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清政府考试留学毕业生，被派为同考官，前往北京。
被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校长）。
★190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夏，离开安庆高等学堂。
★190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应直隶总督杨文敬之聘赴津，途中手批王荆公（安石）诗自遣。
7月，为女学生吕碧城讲解《名学浅说》。
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清宣统元年）
被派充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及清理财政处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名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受赐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清宣统二年）
以“硕学通儒”资格被征为资政院议员。
冬，海军部成立，被授以“协都统”头衔。
★1911年（清宣统三年）
清廷特授海军第一等参谋官。
武昌起义爆发后，特作《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表达其对民国的渴望心情。
★1912年（民国1年）
2月，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自兼文科学长，对于北大的计划是：“将大学经（经学）文（文学）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8月，海军部设编译处，被任命为总纂，负责翻译外国海军图籍。
年底，辞去北大校长职。被袁世凯聘为公府（总统府）顾问（法律外交顾何）。
拟续译约翰·穆勒《名学》未果。
★1913年（民国2年）
6月，领衔发起成立孔教会。
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
★1914年（民国3年）
1月，被推为“约法会议”议员。
作《民约平议》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报》第25；26期上。
5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
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刊登于《庸言》第3；4期上。
12月，海军部设海军编史处，被聘为总纂，负责编辑海军实纪。
★1915年（民国4年）
欧战爆发后，曾将外国报刊上的消息和社论，译成中文，刊于《居仁日览》供袁世凯浏览。
7月，被袁世凯指令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之一。
8月，被列名为筹安会发起人。
是年，哮喘病发作。
★1916年（民国5年）
袁世凯死后，闲居家中，仍领学部、海军部、币制部三处薪水。
手批庄子。
哮喘病加剧。
★1917年（民国6年）
冬，入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诊治哮喘病。
★1918年（民国7年）
秋返福州家乡，入冬气喘加剧。
致信学生熊纯如，表示反对苏俄十月革命；称赞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拟续译穆勒《名学》，未果。
★1919年（民国8年）
春末到上海进红十字医院，治疗喘嗽病；秋末，回北京进协和医院。搬家住大阮府胡同新屋，号“愈懋草堂”，自称“愈懋老人”。
★1920年（民国9年）
8月，回福州避寒。
★1921年（民国10年）
10月27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去世。临终前曾立下遗嘱，内列三事：“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12月20日，与王夫人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曾与严复交谊甚笃的晚清内阁学士陈宝琛为他撰写《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墓志铭》曰：“君子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有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皆行于世。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
主要参考书目
主要参考书目
一、严复著译资料
王栻主编：《严复集》（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八种。
马勇编：《严复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二、严复传记资料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收入《严复集》第5册。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收入《严复研究资料》一书。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入《严复集》第5册。
钱履周遗著，何佳春整理：《严复年表》，载《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76年版。
王栻、俞政：《严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吴湘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7年6月版。
三、严复研究论著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版，台湾中华书局民国76年版。
（美国）许华茨著，滕复等译：《严复与西方》，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牛柳山、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王中江：《严复与福泽渝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高惠群、马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后记
后记
大约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尹飞舟、陈晋两兄盛情向“国学大师丛书”执行编委钱宏君推荐，希望他能收揽我为丛书的作者之一。钱宏君随即将丛书的体例详告于我。当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杂事繁多，来不及细密考虑和认真查找有关资料，随即选定《严复评传》。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适思想研究》，自己只得先全力以赴修改、扩充博士论文，忙了半年多时间，书稿杀青后，又赶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自己也许可资利用。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少。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栻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周先生离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
王栻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史华慈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部关系鲜有论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这些年来，我一直耕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园地。在研究胡适时，我着意阐释和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评价标准上明显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受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深。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变化。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表现，不如说是在更高层面上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问题还不在这种评价本身，而在因这种评价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模式的置换。
应当承认，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摆脱“挑战——应付”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里，凡属近代史上对西方文明冲刺作出正面反应，特别是对西方的最新观念、或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作出最积极反应的人物，都被置于历史进步者的行列，反之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里，严复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很难获得人们应有的理解。类似的一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