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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49］
由于斯宾塞的著作对严复以后的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在阅读此著的最初反应。
《群学肄言》是斯宾塞应热情的美国信徒尤曼斯教授的要求所写，原书出版于1873年。斯宾塞在该著中并未合盘托出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对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在后来完成的另一部巨著《社会学原理》中，《群学肄言》则可视为《社会学原理》的入门之作。“它为创立社会学（科学的皇后）概述了所有情感的、伦理的、理智的预见。斯宾塞描述了妨碍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一切主观偏见和客观困难，然而在许多篇章里又错综地交织着无数他自己的偏见。”［50］
严复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时，他的独特感受是什么呢？首先，他惊奇地发现这部书的某些思想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加强了他将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信心。
严复在读斯宾塞的著作以前，他“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而《群学肄言》一书，则“实兼大学中庸精义”。例如，《大学》中有一句名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里讨论的是在诚意、正心和致知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强调道德的发展和完善伴随着知识的进化，道德修养应与知识成熟“同步”。而斯宾塞也认为，追求知识是与克服情感及道德的扭曲，亦即与某种程度的超脱相联系，这种超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
也许严复当时已认识到，指出西方科学的高度伦理性的基础，可以提高“蛮夷之学”在充满敌意的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有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输。因此，他不仅肯定斯宾塞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经典《四书》有其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他还力图证明，真实的知识恰恰是要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诚意”的反映，又将人们导向“诚意”。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使他自己切身体会到。这些科学知识不仅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包含着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作用。在人类获取知识、智慧的道路上只有科学的进化才能真正获取古代圣人所梦想的澄清所有情感蒙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贯穿着理性精神的西方科学蕴含了道德的品格，坚持了《中庸》中所追求的“中庸”之道。
其次，严复在斯宾塞的思想中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发现了西方科学方法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内在联系，这就为他的维新变革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真诚和正直构成正常社会的基础”。斯宾塞如是说。为此，他探讨了各门具体科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学是一门包括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每一具体科学则提供一种“特定的思维习惯”，例如，数学和逻辑学“提高关于联系的必然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物理学和化学“增强人们对原因、效用和结果的认识”；生物学则教导人们懂得“连续性、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偶然性”等。这种思维习惯对于掌握这一所有科学的最高综合科学（社会学），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斯宾塞的上述探讨主要是在该书的第十三至十六章中展开，它们冠以“规范”的章名。由于斯宾塞对社会学的含义所作的宽泛解释，这就不仅为严复提供了一个科学体系的框架，而且为他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正如后来他在《原强》一文中所说：
斯宾塞尔者……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之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51］
严复将斯宾塞的思想由一种社会学理论推广到实际的社会生活，视其为变革社会的药方，亦即提供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的药方，这与斯宾塞的初衷已相去甚远。斯宾塞当初写作这部书，并不是为那些前近代化的社会而写，而社会学与一般的“应用科学”不同，它不是作为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构造出来的。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试图为一个合理化的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作出解释，仅此一点对严复来说也许就够了。严复的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导向西方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基本线索，并将他所发现的这条基本线索贯穿到中国社会变革中去，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能深深吸引和打动他的关键原因就是在此。严复自以为在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已经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找到了能供岌岌可危的国人摆脱困境、“修齐治平”的思想武器。
除了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外，严复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BagehotWalter，今通译白芝浩）的《格致治平相关论》（PhysicsandPolitics）两书，可惜这两部译稿已佚失。大约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严复认识了一位名叫宓克（Amichie）的英国人。当时长江流域一带“教案蜂起”；宓克“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祸延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道，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52］故特著书《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inChina，现译为《传教士在中国》）。书分四篇：“首发端，次政治，次教事，终调辑大旨。”［53］宓克的宗教观点是非正统的，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批评传教士在中国“胶执成见”的做法；另一方面严复翻译此书，则是希望藉一个外国人反对传教士的观点，“为他的知识界同胞提供有威力的新武器”。［54］但他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有关严复在这一期间与“中学”方面的关系，我们没有详细的史料可资讨论。可以断定的是，他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在传统经学、考据学和古文写作方面作一番必要的准备，他的这些工作尽管在科举考场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后来的政论、译文和古籍评点等方面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致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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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与伯纯如书》（二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26页。
［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收入《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人《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5］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8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页。
［8］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
［9］《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严复集》第2册第388、389页。
［10］《送沈涛园备兵推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2］转引自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第2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1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5］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页。
［19］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0］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4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1］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62页。
［22］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50页。
［23］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6页。
［24］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8、589页。
［25］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37页。
［26］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53页。
［27］《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28］《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29］《严几道文钞》第81页。
［3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49页。
［3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5页。
［32］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7、664、665、667页。
［33］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十三章《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中华书局1985年版。
［3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
［3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4页。
［36］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37］严复：《与堂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38］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部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39］《送陈彤卣归闽》，《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
［40］《《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41］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6页。
［42］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43］《与四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4］《与伯兄观清书》，《严复集》第3册第730页。
［45］《与四弟观澜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6］严遽：《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47］《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靳，乃为复之》，《严复集》第2册第368页。
［48］张焘：《津门杂记》中卷页19，光绪十年刊本。
［49］《《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0］（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26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1］《原强》，《严复集》第1册。
［52］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4］（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第30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第2章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将变革的锋芒指向政治制度层面；而且在于它破除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除旧布新，启迪民智，推动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导。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广泛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维新阵营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不单纯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还具备深厚的“西学”素养。他在当时的士林学子中，堪称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这就使得他在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时，能运用西方近代的哲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他别具一格的维新思想和西学译介，使他在维新阵营中独树一帜。他独自一人组成维新派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严复的思想独特之处，前人因其过于浓厚的“西学”色彩和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的某些保留，都颇不以为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其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正是严复超出同侪的过人之处。
2．1从救亡走向维新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海军陆军一败再败，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毁于一旦。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的严酷事实，犹如一声惊雷将沉睡的国人震醒，对沉浸于科举考场的严复也不啻是当头捧喝。“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1］噩耗哀讯接踵而来，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位青年学子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
恰巧在1894年下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