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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其特权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父位子袭，亲朋好友也跟着沾光，这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
为了防止高级干部的终身制、官僚机构的僵化和宗派主义，邓小平及其同事们决心彻底铲除干部人事制度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必须使干部退休制度化。
１９８０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建立起任免提拔干部的“严格奖惩制度”。
许多老同志的退休和党政分开的实行大大减少了互相提携和包庇的现象。
比如，包括邓小平在内的７位副总理，由于年迈宣布辞职，同时，５位人大副委员长也提出引退。
１９８１年高级干部的引退，使年轻的一代较为顺利地走上了党政领导岗位。
党政分开，无疑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党中央少数人手中。１９８２年初，邓小平前往广东视察，发动了罢免不称职的省级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的运动。
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将９０个部委压缩到５０个，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也呼吁严惩高级干部的腐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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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年的重点似乎是反对官僚主义。全党在胡耀邦主席的个人号召下动员起来。
胡耀邦还组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腐化案件。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派了大批干部深入各省，查处地方上的违纪案件，并协助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和胡耀邦发动的运动，把机构改革的任务提到了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少高级干部在未到６０岁退休年龄之时便被要求离职培训，另外一些则被调到没有决策权的管理岗位，那些不适应高效率新标准的人则必须退休。
无论如何，现在预言其效果尚为时过早。
据报道，抵制力量非常强大，不少腐败官员与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官员有裙带关系，有的还是平反不久的干部。
１９４９年至今，中共领导层始终未能彻底根除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现在的领导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邓仍然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和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以前北京市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派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将有一天同１００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
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这种自由，为邓小平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这些改革政策，人民是欢迎的。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的最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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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地位，经两年过渡时期，到１９７８年底才实现。究竟是在什么形势下邓小平的改革程序才开始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浑身筋肉都高度紧张的极权主义模式运行着。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是还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初期开始的作法，在加快中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速度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颟顸糊涂的官僚主义的。
１９７８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有训练的官僚机构，而不能绕过它。
这是一种比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要更切乎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
１９７２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完成。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
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治中的调皮捣蛋分子发生麻烦。
１万左右中国学术界、技术界的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１０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不管好歹，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小平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等，还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邓小平政权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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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用承认自己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１９５７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后，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刘少奇已于１９６９年含冤死去，所以对他和许多别的人的改正，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关切。
毛泽东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是太简单了。
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
开，即百分之七十好，百分之三十坏，是够公平的了。
“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来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后更是如此。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党中央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
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
，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
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为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１９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并提高素质。
在４０００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４％，有中学学历的不过１４％。
４０００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具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很少经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毕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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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攻击现行体制。这一套现在已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小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程序的正规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才的技术人员入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作法，当然也遇到了抵抗，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也都渐渐地默不作声了。
到１９８５年为止的５年中间，有１００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３１名高级干部辞去职务。一般地来说，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
但是１９８５年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
４０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还有１０％的军官开始离退。
１９８５年６月，人民解放军的１１个军区减为７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
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越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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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小燕：
邓小平的牌技够得上专业水平
杨小燕是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祖籍湖南。
１９３０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其父杨开道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片领土沦陷，杨小燕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
１８岁时，她离开上海赴美学医，后定居美国。
她的丈夫魏重庆曾任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因研究出风靡世界的“精确体制叫牌法”而名重一时。杨小燕受家庭影响而学习桥牌，终成大器而声名遐迩。有一次，在学习打牌技艺时，她丈夫半开玩笑地问她学习桥牌是不是想当“世界桥牌女皇”
，她回答说：“当然愿意啦！”她丈夫鼓励她努力学习，并预言不出１０年她定能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
为了潜心研究牌技，杨小燕毅然辞去了纽约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杨小燕自７０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世界各种桥牌大赛中，共荣获１００余个冠军称号，并作为主力队员，为美国奥林匹克女子队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立下殊勋，她本人登上了“桥牌女皇”的宝座。
１９８１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共有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个城市２０余个队报名参加。
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３个城市，在翁心梓先生的鼎力促成下组成４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队长，于３月３日乘飞机抵北京，准备参加这次邀请赛。
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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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在京期间，翁心梓、杨小燕提出：希望能够与邓小平会面，或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中国桥牌协会会长荣高棠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允诺，并定于３月４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获悉这一喜讯，翁心梓夫妇和杨小燕都兴奋无比，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翁夫人。翁夫人李道基是晚清时期重臣李鸿章的曾孙女。她花费了整整半天时间寻购《邓小平选集》。可惜的是，当时《邓小平文集》尚未出版问世，尽管她跑遍了北京的几乎所有书店，却未能如愿以偿，不得已，只好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集。同行的人对她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惑不解，翁夫人对自己的行动也守口如瓶，谁也不肯告诉。
３月４日晚，邓小平会见了杨小燕和翁心梓夫妇，并同他们一起打了３个多小时的桥牌。
翁先生对邓小平说：“久闻您牌艺很高，今天有机会和您同桌打牌，感到万分荣幸。”邓小平笑着回答：“太夸奖了。你们才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
荣高棠随即安排邓小平与翁先生结对、杨小燕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北京知名桥牌选手丁关根搭档。不料，杨小燕微微一笑，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听了，温和地说：“行！”接着，杨小燕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邓小平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杨说：“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喜上眉梢的杨小燕便问邓小平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回答说：“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啰。”当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晚上１１点多。打牌结束后，正当邓小平将要向大家告别时，预先有准备的翁夫人这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连忙从包内取出《周恩来选集》上集，双手递到邓小平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敬请邓小平在扉页上签名留念。
邓小平欣然在书的扉页上写上“邓小平”三个大字。
此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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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恍然大悟，但又后悔不迭，连忙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寻找开来，看她急成那样，大家都替她感到惋惜。幸好杨小燕找出了一份她丈夫开设的轮船公司的介绍书，邓小平也高兴地在这份介绍书的反面为她签了名。
邓小平是５０年代在四川时学会打桥牌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晚年，工作之余的邓小平对打桥牌更是情有独钟，打牌的技艺也随之日益精湛，一些外国人称誉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１９８４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