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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们很少问毛泽东政治局的事务，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毫不介意。
他答道：“因为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
毛泽东和极“左”派分子在解放军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１９７３年末和１９７４年初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使各大军区司令惊得目瞪口呆。
在１１位军区司令中，竟被他调换了９位。
这种举动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把事情办得干脆利索，只能听到一些牢骚，却没有听到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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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在行动之前毛泽东没有恢复邓小平的高级职务的话，假如不是由邓小平把调动职务的消息告诉每一位怒气冲冲的军人的话，人们可能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调得动这批人。
１９７４年５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长引导客人各就其位。按照迎接外宾的惯例，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但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
，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出席作陪，却坐在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紫禁城内新的座次格局，与许多国家政府的内阁改组的座次相当。摄影留念亦如新闻报道一样。
４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时，周恩来还是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自己”的座位上；那些次要的官员通常均在外宾的左侧方向就座。
这种方式历来如此。多年来，当毛泽东与某一外国政治家进行官方会晤并摄影时，周恩来从未坐在另外的地方。而现在，他永远不会再坐在“自己的”原位了。
满载２８８５名要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人民大会堂。
街上的行人猜测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
开会日期一拖再拖，以致成了海市蜃楼式的幻景。
全国人大看来好像又重操旧业。周恩来重新露面了，并且给人一种权威人物的印象；公布了一部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农民有少量自留地的权利；宣布新政府中的人事任命中几乎没有极“左”派分子；邓小平的地位上升了；会议的文件强调秩序和经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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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周恩来观点的胜利吗？难道不是极“左”派分子“批林批孔”得意时刻的告终吗？难道不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吗？
几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和王洪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王洪文这个“直升飞机”强烈要求毛泽东给极“左”派分子更多的工作。他暗示——这是江青的主意——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像所“假装”的那么严重，而且在医院外面忙着策划今后的事态发展。
毛泽东不赞同王洪文的计划。
此后不久，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搞宗派活动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他微笑着说：大家都有错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我跟林彪就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嘛。
他又插了一句话，赞扬邓小平是个实干家。同时，他向同事们提出要警惕再次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危险。
周恩来的逝世，使邓小平试图安排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时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支柱。
极“左”分子看见绿灯便往前闯，试图组成一条完全不同的权力阵线。江青在这场赌博中，要下最大的赌注。张春桥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又诡计多端，胜过江青一筹。他在幕后可能支持江青，也可能不支持江青。
毛泽东本人突然采取完全不同的作法。他所注意的核心并不完全是组成“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
，他还在世，他觉得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毛泽东在隆冬又宣布了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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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并不是说不要阶级斗争。”毛泽东的又一条新年指示传出来了，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邓小平从１９７５年中期（在周恩来即将去世之际）着手巩固权力时，“安定团结”这４个字恰恰是他执政的象征。
当政治局又一轮紧张疲劳的会议开始时，这些指示就如一团浓雾弥漫在空中。争论不休的两派就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进行发挥，令人惊叹不已。
在福特访华前不久，广为人们喜爱的古典小说《水浒》突然被谴责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
水泊梁山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毛泽东断言。这将以往的观点颠倒了过来。
有人要向莫斯科“投降”了，这种看法在北京政界的走廊里开始悄悄流传。
说是某某像宋江，一面假装抗击到底，一面又要向皇帝“投降”。
邓小平藐视这些牵强附会的类推和匆匆做出的批判《水浒》的结论。
“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
他对此嗤之以鼻。
……
《人民日报》第一次攻击邓小平是个“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人。才过一星期，就有人禀报毛泽东：一场沉默但却气氛紧张的示威游行正在半英里外的天安门广场形成。
时值清明，正是祭奠先人之际。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已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价上。人群涌来观看这一宏伟的场面。这似乎是天真无邪的举动。
但那里气氛紧张。其中有些诗词超出了怀念周恩来的范围，是在向极“左”分子猛烈开火——因为他们在周恩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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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的３个月中手伸得太长了。有些诗词颂扬毛泽东的前夫人杨开慧，指责江青。还有些诗词提到牛鬼蛇神，采用“妖魔”一词的谐音来影射姚文元。这是巧妙的，但却具有爆炸性。
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局势表示焦灼不安。有一个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那里通常是不让上去的）
，面对人群呐喊：“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向何处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得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之后，毛泽东接连做出若干个决定，犹如连声爆响的鞭炮，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无疑是极“左”分子的仰慕者，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意是说周恩来曾几次“反对毛主席”。话音刚落，愤怒的人群便将其双手用电线捆住，在纪念碑台阶上拖来推去，直至血肉模糊。
政治局在一片惊慌中召开会议。投票表决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并正式提升华国锋任总理兼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新设的一个职务）。
邓小平因政局不稳，因我行我素，因不合时宜地搞实际工作而被撤职。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次事件的幕后人是邓小平。
毫无疑问的是，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将这两派意见统一并形成决议又迫在眉睫。政府必须向全国发出紧急信号，澄清政府的意图。
毛泽东本人在决定解除邓小平职务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虽然明显因重病在身而未能出席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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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毛远新授意解除邓小平的职务。
据说政治局撤消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是全体委员的“一致意见”。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解放军领导人——叶剑英、许世友等人——都赞成吗？
邓小平也投票解除自己的职务了吗？
有迹象表明，极“左”分子赢得这个胜利几乎得不偿失。
——极“左”分子未能制服邓小平；邓的朋友们成功地为邓争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力，“以观后效”。
——邓小平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但极“左”分子却未能进入最高领导层。
——解放军领导人对事态的发展不满，他们几乎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耗时间，等待时机（镇压“四·五”事件的是“左派”民兵，而不是解放军；如果局势需要的话，解放军很快便会解决那类事件）。
——１９７６年春，公众舆论在中国已渐趋成熟，人们不完全赞同毛泽东解除邓小平职务的作法；人们开始悄声议论毛泽东或许已不再清楚自己所干的事了。
官方点名批判邓小平时，道出了实情，说他“拒不改悔”。
他没有尽力反驳毛泽东——只不过想保留观点，日后再论——但他确实抢白了几句。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在上海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且不管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这张大字报时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其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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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手中又多了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可是天哪，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国公众不知道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的内容，他们只被告知毛泽东指的是“人民不赞成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仍然同情邓小平，但极“左”分子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
甚至在有毛泽东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的激烈辩论中，他的名字都敢被抛来甩去。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中国引进一些关键工厂是背离自力更生的原则的。华国锋大胆地说：“所有这些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大声回答道：“你总是用毛主席压人！”
显然，在许多这类斗争场面，毛泽东自始至终只是静静地坐着（或躺着）不时用手轻轻地拍打一下，在当天晚上写下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并召见某个与会者，以示他站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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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加德纳：
１９７５年，他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约翰·加德纳是英国知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特别是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历史学家，他发表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在读者当中受到普遍的好评，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且受到研究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的国际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由于作者生活在英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必然影响他的分析与判断，因而，书中的某些提法难免不妥，甚至错误，某些事实也不准确，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在比较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大量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现象的基础上，把握住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脉搏与走向，展示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伟人的基本活动和政治品格，高度评价邓小平为振兴中华、拨乱反正所作的各种艰辛的努力，从而折射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这在西方学者当中仍然是罕见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由于对中国当代政治十分了解，因而，使用了许多当时中国的特有词汇来叙述情况，而不是使用某些西方的惯用语言来对中国当代政治妄加评述，使读者感觉他的书就好像是一位中国人写的一样。由此可看出，约翰·加德纳这位英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历史的大家手笔。
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周恩来总理主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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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千方百计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挽救出来，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为此，他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主持制定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为全面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按照约翰·加德纳的说法，这些文件“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然而，“四人帮”
千方百计干挠和破坏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在他们的策划下，１９７５年底，又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