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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策划下，１９７５年底，又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使全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下面的一段论述，摘译自约翰·加德纳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它描述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是如何与“四人帮”
针锋相对的。
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任命了新的政府官员，通过了新宪法。这时，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他采取果断措施，希望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１９７５年夏秋，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从许多草案中产生了三个政策性文件。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们了解到包括华国锋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件事情。但是，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为首的人物。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宣布这些文件是“三株大毒草”
，邓小平被作为攻击的目标；１９７７年，官方宣布这些文件是“香花”
，邓小平又受到了热烈的赞扬。
这些文件的正文从未公布过，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各种草案的片段以及讨论草案的会议记录。第一份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
一般性地分析了中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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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第二份文件《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二十条）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第三份文件《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四化”的重要意义，要求改变这一领域的现状。
这些文件（很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或不予公开的文件）
揭露和谴责了“文化大革命”
中的暴力行为及其危害。
其内容同官方报纸上宣传的大好形势以及专供外国人参观的莺歌燕舞形成鲜明对照。文件详细列举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加以整顿的办法，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文件探索了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的来说，困扰着中国的这些问题都是由“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造成的。
邓小平非常聪明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小心翼翼地批判了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指出：１９７５年制造种种混乱的人都是“继承林彪衣钵”的人，是“左”倾分子把“思想搞乱”
，把“党组织搞乱”
，他们“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指出，这些制造混乱的分子，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
他们步林彪的后尘，“把政治与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他们给那些敢于抓经济的人“扣帽子”
，把他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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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修正主义”
，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
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被指责为“脱离生产，脱离政治，脱离工农”。
“左”派把“群众”看成是智慧的源泉，任何方面的专家都遭到他们的蔑视。
“四人帮”的做法使得到处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许多干部都开始相信“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
，“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
，“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邓小平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
“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在科研方面也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还有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研究人员平均年龄都在４０岁以上。
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邓小平详细列举了管理不善、人员素质低、纪律松懈等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因此改变现状十分必要。首先，必须降低“斗争”
的重要性。
自从６０年代以来，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斗争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邓小平号召人民：“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
他提醒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他要求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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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邓小平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口里说些什么，而要看他们实际上做些什么。例如，对于“造反”
，绝不可以马上引起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而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比如，对于“反潮流”
，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
“反潮流”是“左”派分子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奉若神明的一条原则，是他们攻击１９７３年后建立的各级政权时的一种借口。因此，要看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邓小平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天真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方法就是真正革命的方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邓小平看来，“斗争”往往是流氓恶棍的“护身法宝”。
邓小平着重指出了对待经济工作的正确态度：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糟，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有人认为搞科学研究是“远水不解近渴”
，主张多搞应用科学，不必搞理论研究。邓小平严厉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这是“临渴掘井”
，是极其荒谬的想法。
如果忽视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国的工业就会落后几十年。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总是把解放全人类看作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而邓小平却强调“解放生产力”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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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任务。
“左”派相信“群众”是解放全人类的主力军，而邓小平则坚持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和社会上的一切组织机构、经济部门及一切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邓小平引用了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一段话：“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气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在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没有卢德分子（英国１８１１～１８１６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向资本家抗议的团体的成员）的地位。对他来说，现代经济只有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样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邓小平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向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学习，不管它们的政治如何。
他鼓励科学工作者和各国的科学家并肩前进，既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也要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强调从国外引进技术和知识是使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一条途径，引进的费用可以通过煤炭、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出口来偿付。
当然，不能轻视我们自己的专家。邓小平强调党对专家的领导，同时又把党的领导同“群众”的过分干扰区别开来。
他认为有些事情最好让专业人员自己去做。
谈到科研工作时，他甚至走到赞扬“白专”的地步。所谓“白专”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大相信的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那些政工干部强得多。他认为必须明确认识到：科学院毕竟是科学院而不是白痴院。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半导体研究权威黄昆被送到工厂参加劳动，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他回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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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上来。邓小平不仅要求提高专家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文化大革命”后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呼声，其理由是如果“不顾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一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党要爱护和引导那些学有专长、技术精湛、工作努力的人们，不要太强调“政治”和“群众”的作用。虽然邓小平力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意见，但是他对这些术语还是十分反感。
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待毛泽东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提出的“三项重要指示”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试图悄悄改变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论总纲》中，虽然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也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但是随即说明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
，必须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强调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要挑起阶级斗争，而是要“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文件是在对各种草案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派他的追随者、杰出的宣传家胡乔木对文件润色，使文字适合“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代。邓小平的一些同事曾经担心这些文件会引起麻烦。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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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有许多“辫子”。在中国，被“抓辫子”就是指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指责。邓小平对此毫不畏惧，他很风趣地说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
维吾尔族的风俗是姑娘每长一岁就在头上留一条辫子。邓小平以他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了他的同事。他们该说就说，什么也不怕。
这些文件尚未完成时，邓小平就已采取行动抑制“左”
派们的过激行为了。例如，１９７５年春，有人试图改变工人的“八级工资制”
，邓小平坚决抵制了这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
“左”派想通过提高低工资和降低高工资的办法来缩小差别，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是“平均主义”
，并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处理“杭州问题”上，邓小平也触犯“左”派的利益。
１９７４年以来，整个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一直受到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劳动秩序十分混乱，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同时，“自由经营”
、黑市交易都相当猖獗。
由于情况十分严重，从１９７４年冬开始，杭州对外国人实行关闭。
１９７５年，中央派王洪文到杭州去做工作，没有解决问题。同年夏天，邓小平抓杭州问题，派解放军去恢复秩序，逮捕了制造混乱的“左”
派头头翁森鹤。
在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中描写的经济混乱状况很可能就是邓小平在杭州所看到的情况。
同年春夏之交，政治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严厉批评了“四人帮”
，据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这很可能与杭州局势有直接的关系。在教育方面，邓小平采取了同样果断的措施。当他了解到科研与教育水平下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