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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他的这种才能被称为“活的百科全书”）。
但这些也只能部分地解释邓小平做为领袖而被接受的原因。
不管邓小平的声望和实际才能究竟怎样，从韦伯的观点来看，他还不能产生真正的超凡魅力，因为邓小平在以前的革命斗争中还只是一个配角。
并且，从法定——理性的角度考虑，虽然邓小平后来担任了特殊角色（例如他成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但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领袖，他还缺少一个正式的头衔，而且个人崇拜也已受到很大的限制。
关键在于传统因素方面的影响。首先，正如早已指出过的那样，邓小平被认为是周恩来的合法继承人。
１９７５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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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提议的对邓小平的任命，显然得到了党和政府中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普遍支持。毛泽东去世后，墙上贴出的标语无疑深刻地反映了高级领导层的观点，即认为在捍卫周恩来路线方面，邓小平是一个英雄人物，甚至是“活着的周恩来”。
但是，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虽然毛泽东曾两次罢免邓小平，但邓小平的支持者们都能够指出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曾赞成邓小平恢复工作。而且，当１９８０年对“四人帮”的罪行予以起诉时，曾指控“四人帮”在１９７４年企图阻挠毛主席批准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被称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同志”
的那少数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位幸存者，邓小平享有无可置疑的威望。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地位和资历——这是传统的合法性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邓小平在毛泽东生前就已取得极高的地位；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邓小平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现在，他的这种地位随时可以转变为得到承认的正式领袖的地位。
支持邓小平的传统色彩，由于高层领导人赋予邓小平领袖地位这一特点而更加显得突出。
直到１９６６年，正式的权力与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个人影响一直是重叠在一起的。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们具有革命家的地位和身份，而在这个政权中占据主要位置。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种传统和法定—理性模式的发展。当时，大批有威望的干部被贬职或者是被彻底罢官，许多高级职务由那些后来地位很低的人来接替。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甚至在局势已经恢复之后，仍有不少享有威望的老干部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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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况且，在推倒了“四人帮”这样的情况之下，高级干部阶层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更新领导班子。
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不能用１９７６年底时中央政治局中大多数人的政治利益来解释。这些幸存的政治局成员有理由害怕邓小平复出，而不是欢迎他。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中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利益与邓小平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复职产生的效果，不过是反映了政治局的政治需要，即政治局想确保从那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老干部们那里赢得支持；而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邓小平的复出，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有影响的那些老干部们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已有很高的职务和地位）
，看做是使中国恢复固有的发展道路的样板。因此，他们对邓小平的支持，既反映了高层领导们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尊重，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传统和历史上的等级观念。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虽然必须用传统的因素来解释邓小平的杰出作用，但邓小平本人却非常重视法定—理性原则的完善，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和加强党的稳定性。
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在分析毛泽东的随意行为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封建意识以及缺乏法治传统等方面。而且，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一套准则，但中国官方对此的正式评价却是：“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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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邓小平极力主张必须把过去过分依赖于个人的情况转变为依赖制度和程序。
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其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已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采取了几个重大的步骤来削弱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那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崇拜。步骤之一，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命题。
经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到年底，对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完全停止了。在随后的４年里，法治问题一再被强调并且得到了加强。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体制同真正的法定—理性体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传统、政治斗争需要以及现行体制所固有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邓小平的努力遇到了阻力。
从对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三个主要问题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国新宪法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某些新规定。
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直到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才最终产生。这个官方评价积极肯定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决议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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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头指向对华国锋接班的安排上。甚至还在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１９８０年９月，就有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这种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封建式的。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华国锋在履行领袖职责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对他刚上任就搞个人崇拜进行批评。
到了１１月，政治局对华国锋的压力增大了，因此华国锋提出了辞呈，并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当时，邓小平虽然几乎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但他仍然主动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并提名他的长期下属胡耀邦担任。毫无疑问，邓小平选择胡耀邦是为了胡能继承他的事业。这一提议显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几天以后，“所有的人都最后同意了”。
邓小平是出于要选择一个忠实的接班人以便能够将他的路线贯彻到底这一目的而力主胡耀邦当选的。但高层领导们显然是很勉强地接受了胡耀邦。这既表明胡耀邦的政治力量还很薄弱，也引出了胡的合法性的问题。据报道，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胡耀邦当选持消极态度，不仅因为他们对华国锋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对胡耀邦的主张也有疑问。还有一些人暗自将胡耀邦的功绩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所立下的功绩相比较，并且他们担心邓小平在党内形成他自己的派系。
邓小平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赞成他的提议。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的当选一方面有点像刘少奇，另一方面又有点像华国锋。就刘少奇的情况而言，他既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也是高层领导们一致拥护并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接班人。
考察一下高级将领对选举党中央新的主席所抱的态度，对人们的思路会很有启发。据报道，他们宁愿拥护邓小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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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原因是邓的资格老，而当初他们同意华国锋当主席是因为华同毛泽东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要是按传统观念行事会引起不安定后果的话，那么，他们终究会支持邓小平的选择。胡耀邦的当选是对一个领袖人物所作的特殊的让步，这位领袖人物具有公认的地位，并且他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努力。如前所述，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
自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已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并且开始说服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已深入人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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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抗衡
邓小平的政策确实引起过毛泽东的怀疑。此外，周恩来逝世后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使毛主席下了清洗邓小平的决心。但邓的下台不是为“四人帮”扫清道路，而是导致华国锋被指定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尽管老革命家们在猛烈的批邓运动中处于防守地位，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没有被打破。
９月，当毛主席终于与世长辞时，“四人帮”便完全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
１０月初“四人帮”的被捕，不仅是他们再三违反正统原则的报应，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清除“四人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返回领导岗位的条件和时机，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其余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的速度，对“左”倾分子清洗的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性评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毛泽东采取何种态度等等。
到１９７８年底，另一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例如政治自由化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评价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重新评价以往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从相对正统的方针向改革方针的转变，这种改革涉及到下放权力，市场机制和恢复私有成分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同邓小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力图与过去腐化的、正统的东西决裂。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毛去世后不久的联盟出现解体。到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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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反对向毛的象征性地位提出任何疑问的汪东兴的“凡是派”开始全面退却。
１９８０年底，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最后，１９８１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主席。
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无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但他们都缺乏兴趣去贬低“文化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他既是本来意义上的受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保护人）
，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个人的特别的行动，怀有痛苦的记忆。
介于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是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间运动的幸免于难者，这些官员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首。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１９６８年以后，他们的地位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这些幸免于难者猛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