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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派”
全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发表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此事，并认为此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因而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力主慎重态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论点，就是否定“凡是派”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真理”这样一种观点。由此推而论之，毛泽东也难免有错误，既然毛泽东也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这个推论出来的结论符合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的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因而得到普遍支持，华国锋想压也压不住了。
邓小平、胡耀邦联手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以后，接着便团结和分化华国锋左右的元老实力派。
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安排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他请陈云带头讲话。陈云在会上首先驳斥“凡是派”关于全盘肯定“毛泽东路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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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
、“三七开”
、还是“四六开”
……，我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１９４９年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５０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１９５７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蛮干，到１９６５年止，其间毛泽东从１９６１年起退居第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１９６６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陈云作了评毛泽东的发言后，在工作会议上，“凡是派”
与“实践派”的交锋十分激烈。据后来传达报告说：“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主动找胡耀邦商量，认为会议上群情激昂，踊跃发言，应该让大家把话讲完。”由此看来，胡耀邦很可能是会议期间主论派的头面人物。等到华国锋察觉才去找胡耀邦讲话时，一切都已太迟了。
这次工作会议，为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派铺好了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的道路。……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派的路线和方针，决议今后全党都要遵照执行。
由于三中全会决定华落邓起，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要实行一条与以往３０年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因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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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视为一生中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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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米切尔：
邓小平主张改革制度化
费朗兹·米切尔是美国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密切注视中国的改革进程，悉心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
１９９０年，威斯特维欧出版社出版了他和其他人共同撰写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米切尔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对邓小平推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的一些用词、提法，他的某些主张难免有我们不能苟同的地方。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中摘译的。
在邓小平看来，党本身要在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转变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毛泽东却把党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走向共产主义。邓小平则将党视为驾驭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同样目标有秩序有纪律前进的手段。在坚持全部目标的基础上，必须承认，这些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的作法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使党员群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力图把贯彻党的总路线与政府和地方权力机关的具体管理区分开来。他谈到，在党和政府的横向分工上，在中央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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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向分权上，要将权力分开。尽管这样，由于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并要服从党的纪律，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因而，从理论上讲，难以超越这种在民主集中和权力分开之间的困境。
关于党政分开，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８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现在常常作为给政治改革提供了根本方向的经典原则而被引用——“一切在政府权限内的事情都将由国务院和各有关地方政府讨论。中央和地方党委将不再在此类问题上下达指示和作出决定。”
他们仅行使“政治上的领导职能”。这种权力分开将扩大到地方工厂。邓小平建议，在一个工厂当中，厂长在党委领导下承担一切责任，党委仅处理重要的政治事项和原则问题，所有与生产、管理有关的事情将留给厂长处理。
邓小平采用一些新的法律秩序应用于党，目的不过是为了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文化大革命”
的重演。
干部们对法律应遵守到什么程度？
这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党的领导地位妨碍了对法律的真正服从，不过邓小平的本意就是清洗党本身。
正如同他刚开始复职时所说：“正像国家必须有法律一样，党必须有规章制度。”
邓小平的整党运动和以前的区别在于，邓小平是逐渐把运动推向深入，以便避免毛泽东时期那样，给党内生活突然带来一场混乱。正式的整党像以前一样，是建立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之上的。党员必须读书，对掌握有关文件内容的情况要进行测试。但事实上，他们以前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活动对他们能否度过这一关很可能十分重要。那些在红卫兵组织中曾经很活跃的人物，那些在“文革”
中曾经捞到权力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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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些曾经参与“打、砸、抢”的，或被逐出领导岗位，或至少降级使用。
４年后发表的有关这次运动结果的最后报告表明，２０余万党员被开除，３２．５万余人被降级。尽管这一数字不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这种情况对党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和邓小平实行的总政策相一致，这次整党与毛泽东时期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那些被解职的人只是从有关岗位上撤下来，并没有像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对个人予以法办。那时，被清洗的干部遭到人身侮辱，甚至丢掉了性命。
为代替那些被除名的人，补充新成员时，强调了要吸收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６年吸收的６００多万人当中，２２％的被看成是“专业技术人员”。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旨在把中国军队的根本地位改变过来，从制定政策的力量转为专业的陆、海、空军力量，必须使军队服从改革后的党的指示。把军队转变成为一个能够在海、陆、空主体战争中对付装备已现代化的敌人的武装力量。使军队不是支配，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是邓小平改革方案中最难实施的一部分。
１９７５年，即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周恩来把流放中的邓小平调回北京任副总理，邓当时考虑并且宣称必须进行军事改革。邓恢复了军委副主席职务，并兼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解放军将缺乏战斗力。那时，中共领导人经常担忧的是苏联进攻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中，军队要巩固，首先须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开始。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军队高级将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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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山头主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本身提出了同样的批评。邓直言不讳地用五个字概括了军队的缺点：肿、散、骄、奢、惰。邓小平建议抓好军队的党支部，训练陆海空军联合部队，把干部从一个单位、部队调到另一个单位、部队。
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官兵，都给予在军校受教育的机会。为处理部队超员问题，邓小平建议过剩的军官转业。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了军队改革的整个计划方案，正像后来所实行的那样。
１９７７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终于在最后再一次获得权力。他向军委发表讲话，在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它们几乎涉及军队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显然十分重要。
邓小平想干的，确实是一次大清洗，清除所有“四人帮”的继承者，参加过：“打、砸、抢”的人，和所有政治上不健康的人。必须把这些人撤下去，至少部分地撤下去，由右翼青年干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取而代之。因为这也是为了改善军队的低水平教育状况而进行的清洗，因而这也同样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其次，邓小平建议在现代战争中，要实现武器装备和训练的现代化。因为，在边界线上，已不再存在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因而，邓小平认为，对军队从根本上进行改组的时候到了。
再次，根据文件，军队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为军队服务，而且为官兵转业、复员到社会上作准备。
官兵将为以后在工业、农业、科技等领域工作而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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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小平列举了在军队中实行严格纪律和消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任人唯亲现象的必要性。
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时，在提法上小心避免使解放军高级将领疏远起来，但还是和毛泽东过去的政策分道扬镳了。不过，这为建立现代化、专业化的陆海空军力量打下了基础。
该计划于１９８３年开始实施，在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７年之间，裁减了１００万军队，７到８万军官或退休，或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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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兰契奇：
邓小平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兰契奇是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他曾采访过中国许多党政军领导人，并写过不少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兰契奇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看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与一般西方记者相比，自然有他的独特之处。下面的文字是从他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４日发表在南斯拉夫《政治报》上，题名为《邓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文章中摘译的。
中共中央的一位代表在同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谈话时说，中国目前正在为下个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准备，会上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改选的实质并不在于扩大党的最高机构，而在于使最高机构的成员年轻化，年纪大的成员将退出繁忙的政治生活，代替他们的将是比较年轻的人。
前提是，这些新上来的人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有更多的知识和受过更多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具有更大的决心和热情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实行宏大的现代化计划。
自毛泽东逝世后近９年来，党的领导机构更新过两次，一次是在十一大上，一次是在十二大上。
虽然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１年，政治局选入了比较多的比较年轻的人，但是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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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心的一件事。
邓小平当时就主张制定干部政策，首先制定出至１９８５年的，然后制定出今后１０年的干部政策。
在３年前召开的十二大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年轻化了。
１１３名在中央任职的中央委员当中，４８％是第一次选入党的最高机构，在地方上工作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半是第一次选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为６５岁。
这些新人当中，大多数属于邓所说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人，以及“又红又专”的人。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替代年龄大的，而且也是一些致力于改革的人，不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