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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替代年龄大的，而且也是一些致力于改革的人，不过地位越高，属于“第一梯队”的人就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党的领导面临着“第二梯队”迅速赶上“第一梯队”的问题。许多“第二梯队”的人正接近７０岁而不是６０岁。
去年１０月，邓小平再次告诫说，必须加速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年轻化。他说：“我们总的形势是稳定的、团结的，不过，如果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障碍的话，那就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这么难，或者看来比在其他国家难呢？
原因很多。有传统方面的因素，甚至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习惯看法，以及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纪越大，越英明，还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是决不下台的，而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
直到不久前，退出政治地位并不因为是年龄关系，而是因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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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犯了错误，或者不同意现行政策。中国目前尚无具有法律效力的退休法。最后还存在一种普遍的固定看法：有权就好办事，因此通常很少有人自愿下台，领导班子年轻化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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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阚哈叶：
邓小平，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
阚哈叶是美国研究邓小平的知名学者，曾有《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等专著和论文行世，下面的两段文字是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摘译的。
在第一段文字中，阚哈叶谈了他对邓小平的整体印象。他认为邓小平“是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在第二段文字中，阚哈叶描述了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情况，赞扬邓小平在美国“显示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
，说他“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一）
邓小平这位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并不是继承毛主席的最合乎逻辑的候选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完全相反。毛泽东身材高大，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邓小平则个头矮小，似乎还有些腼腆。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陶醉于诗词的幻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毛泽东相信，中国可以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惰性，旧的习惯，封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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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构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伟大领袖”带领红卫兵们向这些人类弱点的堡垒发动进攻，打倒了他以前的同事和自己党内的领导成员。据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有１亿人。
官方估计，有３．５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
因而，毛主席的逝世使人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邓小平明了而实用的施政方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批评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得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他拨动了无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恐怖岁月的人的心弦。邓小平属于他的时代。
（二）
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号召增进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这被称之为对外开放政策。其目的不仅是获得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希望通过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来刺激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
与这一新政策相配合，北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
中美已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使中美关系的新的篇章更加富于戏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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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到达华盛顿，开始了第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官方访问，邓小平九天之行的目标在于巩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１月２９～３０日和１月３１日，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两人签署了文化和科技交流协定。……
除了这些正式协议之外，北京还原则上同意，允许美国新闻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卡特称这些协定代表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两国“将就关系全球利益的共同的问题定期进行磋商”。但是，卡特也承认：“当然，美国的安全考虑与中国的不完全一致，中国也不会分担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称赞这些协定“意义重大”
，并提到“这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他补充说：“有更多的双边合作领域和渠道等待我们去开拓。”
１月２９日，与卡特进行第一轮会谈之前，邓小平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他强调了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点苏联的名，但他警告卡特说，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我们两国有义务共同努力维护和平”。
离开美国之前，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苏联是“战争的温床”
，并警告说，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因此，他建议美国不要签订任何限制武器发展的协议。
２月１日，美国和中国就卡特与邓小平的会谈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不过，由于华盛顿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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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批评的调子放低了。
中国要求把“霸权”一词写进公报中，北京用这个词指称苏联扩张主义。美国则坚持加上“控制他国”一词，概指所有形式的侵略。最后，公报中这样写道，美国和中国“重申它们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公报还注意到卡特与邓小平签订的协定。
新闻公报是根据中国人的要求发布的。他们认为这要比官方联合声明显得非正式一些，约束力也小些。
１月３０日，邓小平在国会上会晤８５位美国参议员时，谈到了中国对台湾和越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并“完全尊重”岛上的现实。但这位副总理又说，他不能讲排除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话，因为那会使他的政府将来在与国民党就统一问题谈判时，选择的余地缩小。
邓小平还公开提出中国有可能对越南用武，以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引起的争端和中越边界的紧张局势。一位参议员引用他的话说，为了保卫中国边境，“我们需要有适当的举动，我们不能允许越南为所欲为。”邓小平说，越南正在寻求“地区霸权”。
除了与总统会晤和签署公报这类官方事务之外，邓小平的华盛顿之行被大部分观察家看作是显示力量的外交旅行。
在接二连三的会见、午宴和私人交谈上，邓小平显得和蔼可亲，表现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２月１～５日，邓小平相继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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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之后，结束了他对美国为期９天的访问，使中国关于要求美国为其现代化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更为惹人注目。
２月８日，回到北京之前，邓小平在东京停留两天与日本官员举行会谈。
２月７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时，批评美国对伊朗问题不够坚定，并说华盛顿对付古巴的措施“是不好的”。
邓小平当时对田中说：“如果伊朗的混乱局面持续下去，将在沙特阿拉伯产生连锁反应。有迹象表明，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传到印度。印度似乎已准备好在柬埔寨建立伪政权，如果它被要求这样做的话。”
邓小平还告诉大平正芳首相：越南入侵柬埔寨，它必须受到“惩罚”
，北京将不得不实行“禁运”。
后来，大平在议会说，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想对越南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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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石池雨：
邓小平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石池雨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问题的知名学者。
１９９０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下面的文字是从该书摘译的。
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虽然，“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但邓小平“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
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立场上作出上述评论的。
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５０年代末，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提倡集体领导，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面对“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支持刘少奇调整政策，扩大自由地，使单个的家庭对分给他们的２块土地的经营效果负责。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来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
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是为了不让激进分子们搬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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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思想来阻挠他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他积极提倡补充新鲜血液。为确保他身后能平稳过渡，他准备好让第二代干部接替第一代干部。为此，他推行了强迫退休的政策。
邓小平号召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由于裙带关系、懒散和低效，官僚机构变得腐化起来。邓小平千方百计在这些机构中推行制度化，并注意到中国数千年来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经过反复考虑，他辞去了副主席职务，而在他选定的接班人背后施加影响，希望这种方式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法制化的领导体制。他还努力精简机构和军队，并对中级官员强制实行这种或那种专业培训。
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就整个经济来看，他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
他首先在农村推行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１９８４年起，他开始在城市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为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实行了按劳分配，允许存在收入差别。
到１９８６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他为责任制经济奋斗了几十年。他不喜欢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但在１９７８年前，他未能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８０年代初，他几乎获得了制定中国发展政策的全部权力。
计划经济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使他的步子放慢一些，但他不会轻易作出妥协，因为这也许是他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后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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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谋求平衡运用到了处理外交问题上。他历来以对俄国人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和刘少奇一样，始终认为与苏联保持和平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处理对苏联的关系时，他极力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折，但还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美国帮助，邓小平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美国的新朋友们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邓小平时常提醒美国，他对现存的美台关系不满。
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叛逃到美国后，他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时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质问说，美国人怎么能不把他们朋友的女儿送回家，而过继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