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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
在中国和法国的早期生涯
邓小平自己１６岁时，和在国家危机时代追求“新知识”
，寻求个人成就的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冒险者一样，来到重庆听课，准备参加去法国留学的资格考试。他考试获胜，是四川省政府保送的９２名学生中的前１０名之一。
１９２０年夏，在去法国的船上，邓小平担任这组学生的领导，这是年轻的邓小平在他学生同伴中首次显示组织领导能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法的中国学生要用部分时间劳动，以支付教育费用，但相当多的人不久就开始全天工作了。邓小平也是不单纯追求正规学院学习的学生之一，他在一家橡胶鞋厂全天工作。抵达法国不久，邓小平便发现，他的中国同伴分成了很多派，有些是赞同１９１１年推翻满清统治的国民党，其他一些则是各种各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
１７岁的邓小平，同其他许多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在法国的５年中，邓小平没有把时间用于读书和其他娱乐上，而是用在紧张的思考、工作以及对中国前途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辩论上。
……欧洲支部的成员们把１９２３年莫斯科和广东政府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视为中国国共合作这一迫切需要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欧到莫斯科，接受中山大学的训练。邓小平也毫无例外地抱有同样的幻想，这一幻想也同样吸引了中国国内的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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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莫斯科，邓小平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了解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他在法国最要好的朋友中，有２位杰出的人物：赵世炎和陈延年，这两人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被杀害。
邓小平自己，简单地说，无论在欧洲时还是回国后不久，都并不十分突出。
他被中共的中央当局从一处派往另一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看到苏联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走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倍受鼓舞，希望中国借鉴并引进苏联革命的成果。但那时的中国，和他６年前去法国离开中国时一样，内有分裂，外遭剥削。
１９２６年对邓小平来说，正是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成熟时机，这一运动已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似乎都谋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谋求国家统一，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尽管他们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以至革命的道路都不相同。
更进一步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裂痕，更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壮大。
国民党同地方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也为中国各左派进步势力在２０年代的合作提供了大好时机。
其中一个军阀，冯玉祥，１９２６年在苏联访问回国后就加入了国民党。
冯玉祥统率着约１０万人的农民部队，如果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共产主义者去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这支农民部队就会受影响，并得到加强，甚至会被争取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邓小平正适合这一工作，他被派往冯玉祥的部队，进行渗透活动。
在冯玉祥部队中，邓小平担任主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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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冯玉祥任命为中山军政学校的教务长，培训冯的官员。
同时，邓小平还在冯玉祥和北伐军的势力中间起着协调作用。
当冯玉祥的部队牵制着中国北方军阀的势力时，革命力量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进军到武汉。
简言之，冯玉祥和邓小平都立下了功勋，他们为推进中国西部革命力量早期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邓小平自己虽然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工作，却显得更具独立性，这和他在法国时的年长的同志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不同，这３人都被派往广州工作。
不久，１９２７年６月，冯玉祥与蒋介石谈和，蒋介石很快就开始清洗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大约５０名著名共产党人一起，被冯玉祥驱逐出部队。但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同僚所灌输的理论的影响，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党代表和指挥官不久以后都站到了共产党这一边。邓小平被冯玉祥驱逐没多久，国民党人汪精卫在武汉免去了所有苏联顾问之职，并清洗其他共产党员。他还同蒋介石言归于好。
１９２９年，周恩来派邓小平潜入李宗仁的部队，邓很快在李宗仁的部队中组织起行动委员会。……不久，他就使李的一些官员改变了信仰。对李和邓都不幸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慢慢地却稳步地向李压过来。这一次，邓小平组织起了地下党组织，躲过了蒋介石势力的追捕。他们向西行进，占据了一个敌人尚未进攻的不毛之地……短短几个月，他就为百色起义作好了准备。这次起义，成功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根据地。他有效地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红七军，他担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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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在上海通过了城市起义的计划，邓小平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奉命支援攻打城市的部队。邓小平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一周年前夕，红七军奉命开赴华中的武汉。在行军过程中，由于给养不足和其他困苦，部队进一步被削弱，不断遭受损失。军长张云逸被迫放弃南方，邓小平则率领一个较小的分队到达湖南，进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穷乡僻壤建立的游击根据地。……
１９３１年，邓小平在中共领导集团中的地位仍不太高，虽然他在组织军队和地方自治政府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１９２９年，他抵达毛泽东的游击根据地时就发现，在对待南京政府围剿的战略问题上，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斗争和分裂。同时，斯大林送回的“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也同毛泽东抗衡，谋求中央领导权。……邓小平和周恩来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相反，他从那时起，就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主张，他和毛泽东都赞成实行土地改革和游击战略。
……
１９３３年，当这些新回国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农村游击主义的支持者予以排斥时，邓小平在地方的行政职务被解除了。
他被调往红军宣传部，编辑红军的《红星报》。
１９３４年长征开始，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离开了苏区根据地。
邓小平的复职与和平革命
由于邓小平在１９４９年前后对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由于他的个人威望和影响，他在１９７７年的复职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同事和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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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都希望他来领导，或与华国锋共同行使权力。而邓小平看来则对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有着终生不渝的追求。
早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１９７５年元月，他和周恩来就宣布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于同年负责制订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出自１９５６年邓小平和刘少奇协助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包括从孙中山、蒋介石以来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在邓小平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仅仅只有手段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使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从政府中清除那些非毛泽东主义的温和派。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他们自己。因此，毛泽东逝世后，人民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欢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赞颂已故总理周恩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这次复职，似乎还负有一项新的革命使命——进行一场和平革命，以重建一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考虑和实施进一步改革时，在毛泽东以后的这些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众多的困难和难题。……
１９７７年以来，邓小平主义者才逐渐认识到，在真正开始现代化建设之前，他们必须排除毛泽东极左理论留下的思想障碍和政治局中的极左势力。他们已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以及国家对此的准备不足。在西方人士看来，这个社会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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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乃是“上层建筑”没法适应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最严重的危机还是中国１０亿以上的庞大人口都需要吃的。
不难设想，已经承诺的四个现代化在生活水平、教育、交通、都市化、工业和国防等各个领域全面实现以前，可能需要进行三个、四个甚至更多个十年的努力。在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看来还刚刚拉开和平革命的序幕。
邓小平还提出，要在３年时间内，完成对干部特殊化的整顿。
那些无视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关于干部特殊化问题决定的人必须撤职，那些年事已高、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必须在不减少收入的情况下退休。
同样的腐败现象也存在于解放军内。
党的许多出版物都对高级干部中令人不能容忍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批评。但是，政府机关中腐败现象最严重的还是在地方政府部门，在那里，干部最靠近农民和工人，而后者往往不敢对他们进行批评，否则，当地干部便会对农民和工人进行威胁和报复。今后的各种法规必须在地方一致有效地执行，对那里的干部必须进行再教育，以便能认真地落实党的政策，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总之，１９８１年华国锋辞职后，一场和平革命便开始了。
邓小平主义者在领导权和决策权上都已取得彻底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乃是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尽管在政治思想上互相有分歧，但他们对这一目标有着共同的追求。现在继往开来的任务落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肩上。人民终于已能向他们的领导人反映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富裕、自由、民主和安全。新的领导班子应该接过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高度先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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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不受外国思想束缚的强国的旗帜。中国已出现过一场接一场革命，一场接一场权力斗争的动乱，现在，是党和政府摒弃个人分歧，在未来几十年里一心一意干四化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会有耐心等待和判断一个特定的思想意识或特定的领导班子能否适合于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之后，在毛泽东逝世以来又经过半个１０年的斗争与冲突之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确实已开始了一场新的“和平革命”。
为顺利而连贯地推进和平改革，在邓小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温和政策获胜４年之后，在华国锋辞去党主席职务一年多一点以后，期待已久的第十二届党代会终于在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了。
邓小平本人宣布了这次有１５４５名代表和１４５名候补代表的大会的开幕。……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开创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中，邓小平强调要独立自主，驳斥了外国希望中国成为其附庸或吞下损害本国利益的苦果的企图。台湾回归祖国和反对外国霸权主义，这突出了他旨在维护８０年代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外交政策的重点。
……
在推选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构成员时，注意降低了新领导人的平均年龄。在以不同的人为首的几个中央部门中，现在已形成了共同行使领导权、共同负责的局面。
但是，总的来看，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在过去五年政策改革与交接班斗争中邓小平个人的全面胜利。对于所有老一代温和派领导人，特别是对于已故的周恩来和刘少奇来说，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