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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６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１９５４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
，则强调其政治分量。
与邓小平的名字有联系的党章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职务，是出于这样的设想，即党的领导人荣膺这个职务就可以摆脱直接的领导，以便于让贤，把领导权交给年轻的一代。
但是这个职务一直虚悬着，从来无人担任。
少说空话
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以７月中央全会决议为基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报告是华国锋作的，但主要内容是抨击“四人帮”
，未批判“文化大革命”
，而是宣告其“胜利”。华国锋仍试图既要让羊吃饱，又能保住白菜。
他宣扬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赞同毛泽东和“四人帮”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华国锋的报告长达４小时。
而邓小平随后在大会讲台上宣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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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这大概不完全没有一点针对性。
大会巧妙地修改了十大通过的“左”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即提倡闹派性的提法。
按照新的提法，要坚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三大原则。邓小平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未进入新的领导机构，其中大部分人是同“四人帮”一起垮台的。他们的位置首先是由“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职、后来被平反的老干部填补的。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１９６６年被撤职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在试图逃脱红卫兵的批斗时两腿被摔断）。政治局常委中，除华国锋和邓小平外，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他们３人都曾支持华国锋反对“四人帮”。
十一大是个妥协，邓小平之所以接受，是为下一步斗争，继续进行平反和逐步改变党内舆论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经济建设提到首要位置（１９７８年２月通过了８０年代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
，国家机构改革也更显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通过了新宪法）
，重新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和专家。
为前几年，甚至为前２０年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恢复严格的教育准则（如从１９７７年秋起重新严格大学招生工作）
，要求重新审查过去的教育方针。
邓小平根据这些任务更加大胆地阐述了他的新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在这年９月指出，“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
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到农村劳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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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他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算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多次指出，要让知识分子工作，让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而不是背政治教材。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这样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在当时还是危险的观点。
１０年来，“红”的人才吃香，真正的专家不吃香。埋头搞科研和生产的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
在那些岁月里，就需要这样重新发现世界，发现辩证唯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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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乌：
邓小平约束“北极熊”
Ａ·Ｄ·洛乌教授是美国研究中苏关系的著名学者。
１９８７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作《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该书不仅论述了二次大战以来，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同盟转为论战、对抗又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而且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胡耀邦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足迹和作用，特别是以一定的笔墨论述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无疑会有所帮助。
当然，洛乌教授作为美国的一位政治分析家，他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不能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向，有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他论述的是历史，成书也在几年之前，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不能不带有历史局限性。
下面的几段文字是从《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一书中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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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公开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接受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坚持这一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抗击苏联的观点，因为中国已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
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考虑到后来中国国内事务的发展，这一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概念。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时提到了这一理论。这一受到苏联猛烈攻击的理论在中国特别受到温和派的拥护。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指出，“四人帮”这些极“左”分子，“公然反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华国锋主席在几次报告中重申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苏联既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一理论使中国同美国和西欧的亲密关系合法化，并且把中国摆在第三世界当中，突出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最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文章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正是在６０年代，苏联变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就像美帝国主义所做的那样，但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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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正在下降。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更凶恶、更狂妄，是世界大战最危险的策源地”。
当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的手，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华国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并不友好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把反对霸权主义这一针对苏联的内容写入了条约。这在苏联引起了新的愤怒。……尽管苏联在反驳时宣称，正是中国自己在谋求“霸权主义”
，但是，在１９７８年底，两国关系的改善还是出现了一点点迹象，苏联政府任命斯杰巴科夫接替托尔斯季科夫担任驻中国大使，后者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邓小平领导“思想解放运动”
１９７８年，中国国内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
，这同邓小平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受到“四人帮”支持的政策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华国锋所担任的总理职务于１９８０年９月被支持邓小平政策的赵紫阳所接替。
１９８１年６月，华国锋辞去了党的主席职务，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接替了他这一职务。
官方仍旧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以前具有的特殊地位已经降低了。毛泽东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公开进行批判。承认这些错误，为邓小平对十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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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期间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为思想解放，现代化，“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资经营，特别是在华南、华东的经济特区开展经营创造了条件。
苏联认为，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极“左”路线转向“修正主义”的“右倾政策”。……
北京自己已信奉“修正主义”
，如果继续谴责她的对手苏联是“离经叛道”
，对北京领导人来说，难免显得有点滑稽。
毛泽东作为北京制定政策时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者，占有中心的地位，同时，他作为苏联政策和实践的反对者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他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都已下降了，因而，重新评价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中国一开始曾反对苏联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抛弃了以前特有的东西方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信奉与自己原来的看法相反的观点，并且主张同西方，包括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一度赞同建立全球反苏联盟使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的观点。……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不承认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期间，中共９篇攻击苏联的系列文章有什么错误。但现在承认，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
，然后加以攻击是不适当的。在作出这一让步的同一个月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座落的那条街恢复了它以前的非政治性的街道名称，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这条街被易名为“反修街”。尽管作了这些调整，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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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视态度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它的国内政策，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０年４月胡耀邦和邓小平本人对苏联外交政策所作的严厉的批评中看出来。
自卫反击战前，邓小平曾访问美国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时，人们引用他的说法，即中美互相敌视已３０年了，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结束了。虽然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两国共同的利益，要求我们洞观国际局势并用长期的战略眼光来检查我们的双边关系，两国不但要自己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企图。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世界还不平静……我们不愿意打仗，除非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邓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官方从来就不是失败主义者，当然，中国为之担忧的是——这正是邓小平求助于美国的目的所在——建立反苏的大联盟。
与此同时，任何有关中国可能蜕变为侵略者的恐惧完全可以消除。
邓小平驳斥了中国“好战”以及中国是全球灾难的潜在根源的滥言：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侵略的牺牲品，即使今天仍然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
“战争的危险首先来自那些天天散布和平与缓和烟雾的战争狂，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明智的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这种危险。”
和美国记者共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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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注意到１９６３、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美苏所达成的三个协定。
即使美国公众也承认两国军事力量大体相当。
中国反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能仅仅通过谈判和协议就能受到抑制或者削减，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