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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关系。”
听到这些话后，天皇说：“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一时有过不幸的事情，我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护和平。”
邓小平说：“正如陛下所说，我也有同感。”
将上述对话中邓小平发言的主要部分按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新华社东京２３日电）译出如下，如已报道的那样，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不同，成了承认天皇所说的“不幸的事情”的讲话。
“我们也认为这项条约具有深远的意义。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２３日，邓小平在宫中与天皇、皇后会见时的讲话）
中国方面把上述讲话放在天皇讲话之后，依然是针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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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所说的“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有过不幸的事情，但已经成为过去”
（据新华社电）的一种回答，我认为这是考虑到前后呼应。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邓小平只不过是为了交换批准书才来日本的。
“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２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
天皇对条约的签约很关心。
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
（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的讲话）
关于尖阁群岛问题，他也给予了明快的解答。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没有人反对。
在美国，好像有人攻击说北京把尖阁群岛（他们的叫法是钓鱼岛）出卖给日本了，并支持“四人帮”。似乎他们自称是“美国革命共产党”。
香港的北京系统报纸《新晚报》也介绍了上述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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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说，据日本的园田外相讲，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后再解决也可以，但没有承认是日本领土。
既然没有承认，怎么能说是出卖呢？
结果，尖阁群岛是不是日本的领土，别说二三十年后，就是在这个《条约》有效期１０年后，问题怕是会再次提出来。
邓小平选择的是，与其强调尖阁群岛的所有权，使《条约》的签订难于进行，不如把所有权问题暂时搁置，好实现《条约》的签订。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来出现严重对立的话，那么正如我们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主张里看到的那样，这带有给他的政敌提供有力借口的性质。
然而，他以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回避了这个问题。
“尖阁群岛，我们叫钓鱼岛，名称叫法不同。
关于这一点，双方确实有分歧。
我想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好，放它１０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智力不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下一代人可能比我们更聪明吧。“
（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迎接他访日归来，十分热烈。我认为，这种欢迎不仅是为《条约》的批准而高兴，而且也是冲着邓小平本人的。他应该感觉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许一下子想起政治上处于逆境时的孤独与寂寞，他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日本记者的言论，没有感到无聊吧。特别是那些经常访问中国的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曾与“四人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他理应是知道的。
他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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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我们损失了１２年。在这期间，日本等国家进步了，所以合起来我们落后了２０年。
因为落后，就必须学习。“
（２５日，邓小平在经济团体联合举办的午餐会上，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士光会长等人的谈话）
在造成１２年损失的“文革”期间，他被遣送到农村。拜访田中角荣时，邓小平说：“你来到北京时，我正在北京郊外的农村。”
而田中角荣似乎没有理会这句话的含意，只是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
据说在田中角荣宅邸，邓小平偶尔显得面部无表情，那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吧。
他大概对来日本之前那些针对自己的非难和批判感到厌烦吧。
“无论什么事，都有反对者。在国内也是这样。一年半以前，就有‘四人帮’这伙人。”
（２３日，邓小平在拜访福田首相时，针对首相说“除极少数国民外，都赞成日中条约”所作的回答。）
“落后的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需要日本帮助的事情很多，科学技术和资金等，就是这样。我认为，中日贸易规模也应该增加到长期协定的二倍三倍。
只要我们中国发展了，合作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
（同前，在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公平地讲，他的这次访日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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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分良成：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
国分良成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国分良成教授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一文中，用比较的方法，对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
他认为，“１９３５年以来，毛泽东身居最高领袖的地位，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直到他逝世，与其说他是建设家，不如说他一直是革命家。”他特别指出，“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
作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所发生的积极的变化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也必须指出，作为外国学者，国分良成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一些分析，他的一些提法、用语、结论，难免有不妥之处，相信我们的读者能够判断。
本文是从日本同时代出版会１９９２年４月出版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一书中摘译的。
一般认为，毛泽东以后的新时代，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是经常被称作“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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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转变呢？这次会议作出了以下几点决定：１．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２．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时，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中止符，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路线。
似乎可以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执掌大权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三中全会的意义，其真正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点。
从这点考虑，可以说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确实以“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为特点。一方面，这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事实。然而，这两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奠基人。另外，从历史发展的现实看，领导人的变更并不意味着一举改变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和机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在１９７８年以前和以后，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没有发生变化呢？
两个时代的不同点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到目前为止，毛里和子作了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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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的论述。她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特征概括为（１）党在一切领域实施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２）中央集权的制度；（３）自上的感化和动员的“大民主”式的政治文化；（４）毛泽东具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超凡的领袖魅力和权威。
一进入邓小平时代，就离开了毛泽东时代的危机管理体制，过渡到面向经济发展，维持稳定的政治体制。
（１）允许“有限的多元主义”
；（２）不依靠意识形态，而依靠智力；（３）政治动员在逐步减少和淡化；（４）预测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增大等。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的性质是“权威主义体制式的”。
的的确确，这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各自基本性质及其背景。不过，关于党的代行主义，即使进入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改变基本性质，虽然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和权威，但依存于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权力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而应该注意到政治权力的不变的结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支持一元化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
我想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哪些发生了变化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专门放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试作概括。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观点看，也许应该把它当作产生新的现代化政治社会体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来认识。
在此意义上，如果将８０年代以来的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时代作一个对比评价，也许和预测今后的中国政治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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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由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第一，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重点转移。换句话说，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其结果，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优先，现实的经济建设实际上被推迟了。
然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
第二，毛泽东时代在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上，虽有程度差别，但却是一贯的。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便转到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方向上。结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意义几乎不复存在。换句话说，这是由“教条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一种动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符合现实的侧面和由于教条式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致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
当然，这不是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和毛泽东时代在这一点上却有天壤之别。
第三，如果把毛泽东说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可以把邓小平评价为有组织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是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他身居党的最高地位，但却常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监督之外。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其说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断发出指示，还不如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超凡魅力，置身于群众中发动和领导运动。然而，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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