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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事件始末的传达，也得知了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他十分激动，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和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８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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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露了林彪和陈伯达的一些问题和事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写道：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６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６８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江西省委转中共中央办公厅再转到毛泽东手里。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注：指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中央各同志。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基于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事实，因而是错误的。对邓小平的有些评价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功绩。在当时，毛泽东能说出这样的评价是很难得的。这个批示成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转机。此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说邓小平“行方思圆”
，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他是个好战士，懂得同俄国人斗。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接到了返京通知。
３月１０日，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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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８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
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１２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决定八大军区对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接着又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还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通知称：“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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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你开了个钢铁公司，我赞成你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开始“解放”和启用了一批老干部；另一方面继续任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新贵们，王洪文这样造反起家的人物居然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仍是政治局委员。
“十大”之后，王、张、江、姚结成小帮派，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更高的权力。这样，党的高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对抗，一方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为代表们的正确力量，他们为纠正“左”的错误而殚精竭虑；另一方则以王、张、江、姚等阴谋家、野心家为代表，他们总是兴风作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加紧了夺权活动。
１９７４年初，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以为时机到来，处心积虑地把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对此，毛泽东表示不满，７月１７日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且自６月以后，毛泽东会见外宾已不再要王洪文陪同，而改由邓小平陪同。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和以往形成极大的反差，“四人帮”
顿时感到孤立和紧张。
１９７４年４月，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言，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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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热烈欢迎。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邓小平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敏感的外国评论家、记者们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邓小平，毫无疑问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张春桥看到这些报道，气得七窍生烟。
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重，而邓小平的地位和威望日益上升，接替周恩来是完全自然的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周恩来住院治疗。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预料与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使“四人帮”更加恐慌，他们决定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逼邓小平表态，企图一箭双雕。邓小平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大为恼火，在会上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当天深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紧急密谋。因为丹麦首相偕夫人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
他们害怕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说明事实真相，决定派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以混淆是非，使毛泽东改变主意。
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飞抵长沙。
下午２点，毛泽东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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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九所６号楼接见了王洪文。在对毛泽东的汇报中，王洪文故弄玄虚，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蔑邓小平为了“风庆轮”这件事，与江青吵得很厉害，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王洪文利用汇报四届人大会议筹备情况，诬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的同时，却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似乎明白了这位副主席此行长沙的真正目的。他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王洪文批评道：“商量工作嘛！
有意见当面提，这么搞不好。“还告诉王洪文：小平同志会打仗。言外之意，邓小平比你们经验多，能力强。还提醒王洪文：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用加重的语气，告诫王洪文：”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张玉凤始终在场。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后，张玉凤回忆当时谈话的情景，写了这样的证词：“‘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孤立，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搞掉，把权夺到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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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王洪文到湖南的目地（的）
，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恩来，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告状不成，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于当晚怏怏回到北京。
在王洪文来长沙告状的同一天中午，江青还召见将要陪同外宾去长沙的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想请她们也在毛泽东面前替他们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
１０月２０日，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一行在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新闻司副司长章含之陪同下，来长沙拜晤毛泽东。
当天，王、唐陪同外宾会见毛泽东后，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对江青十分恼火，气愤地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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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同志已经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联系１８日王洪文来告状，毛泽东明白，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必要提醒江青等人注意。因此，他明确对王、唐两人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停了一下，他又一字一句地说：“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要王、唐两人回北京后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四人帮”万万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竟触怒毛泽东，并促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加重用。
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再次陪外宾来到长沙拜晤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一开始便以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
“我赞成你。”毛泽东指的是“风庆轮”一事，邓小平同江青的斗争。
邓小平则很平静地回答：“我实在忍不住了！
不止一次了。
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毛泽东又指着王、唐两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谈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好！”
邓小平在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时，表示：“责任太重了点。”
毛泽东劝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