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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１０年至２０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
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１９７５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我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
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他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
“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该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１０年中的看法。我承认，自从１９７４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把话题引到苏联。
“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
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欧洲形势怎样？“
我回答说：“自从１９７６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
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ＳＳ—２０导弹有关。
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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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人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完全站在公开反对中国的一边，并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我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大国扩张主义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样，”邓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
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２００亿美元（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
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后来，在波尔布特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它们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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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
因此，我们在１９７９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的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我问了邓，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要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我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
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表示，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国。
“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
我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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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卫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表现激动，并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尽管邓头脑冷静，对世界形势作了完全切实的估计，但日本过去占领中国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显然也是一个创伤。最后我问邓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
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我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人和邓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他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４００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我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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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３５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的年纪过大。
“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像我这样一位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
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任务。
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７０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８０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
团长应当由３０岁以下的担任，师长也不应大于４０岁。
我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
我插话说，我想像５０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别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５０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我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
“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着密切的联系。”
邓最后谈到即将举行的阅兵式，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在庆祝建国之际向公众展示一下中国军队的效能，战士们是高兴的。几天以后，我看到，在阅兵出色地完成以后，将军们是如何互相庆贺。我们从观礼台上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在观礼台一侧——观众看不到的地方——相互拥抱。
……
然后是一片寂静。邓小平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走到麦克风前。
他的讲话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所有政治目标。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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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七八分钟，同时发给我们的英译稿总共６３行。
国家重新统一的目标在讲话的第一句中就出现，在结束的三句话中又重复了一遍并作了阐述：这个目标“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结束时要求承认教育、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总的来看，邓精力充沛地发表了一篇自信的、坚定的讲话。
随后，邓站在一辆敞篷车上接受司令员的报告。
接着，他检阅了集合在长安街上的队伍；他大声呼喊致意和接受雷鸣般的回答。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时，阅兵式开始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军队能比这次阅兵表演更加精确。
我承认，中国这出自我表演的壮观场面也使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正处在他的生涯的顶峰。也许他感到满足的与其说是这一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他经过不断的斗争的６０年之后，终于能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事业服务了，而且是在各方面都身居最高领导地位。在外交方面，和日本已取得和解；香港正处在重新统一的进程中；同美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里根访问了北京，邓也去过华盛顿。在内政方面，邓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了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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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诺：
谈谈邓小平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朋友之一。
１９２８年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特约记者。后兼任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评论员。曾在燕京大学任教２年。
１９３６年他秘密访问延安，回北京后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后汇编成书《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轰动国内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１９３９年再次去延安，和毛泽东等交谈。
１９４１年因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华。解放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他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１９７２年逝世于瑞士，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１９７０年下半年，斯诺夫妇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和他作了亲切而又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谈到了为什么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谈到了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分歧，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斯诺依据与毛泽东的谈话，依据他当时到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写成了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名著《漫长的革命》，下面的文字就是从该书中摘译出来的。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于十年动乱当中，刘少奇、邓小平的冤案尚未昭雪平反，许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现象仍未改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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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斯诺当时的报道，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局限性。
然而，尽管如此，通过阅读斯诺的下述文字，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宝贵思想，在“文化大革命”
前就已有了雏型。
遗憾的是，斯诺先生在尼克松总统初次访华的同一个星期里就不幸去世了。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他一定会更加欢欣鼓舞，写出一部更有份量的反映社会主义中国新长征的新的《西行漫记》来。
从１９６１年起，刘少奇和毛泽东常常分开，毛本人长时间不在北京（这是他的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