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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湖北没多久，三藩叛乱，湖北一带已经乱了。朱方旦投到顺承郡王勒尔锦的门下，勒尔锦对他非常推崇。后来，湖北巡抚张朝珍也听说了朱方旦，了解后，又对朱方旦五体投地。勒尔锦失势后，朱方旦失去了靠山，自谋生路，到江浙一带传道。
这样一个人在那个迷信的年代很容易被妖魔化，民间的传说不断地丰富着朱方旦的形象，丰富过头了，其人的真实面目就逐渐走样。孟森在《朱方旦案》中写道：“历史稍久，则传闻失实，语多怪诞，不可究诘矣。”
在乾嘉时期文人随笔中，朱方旦被描述成任我行那样的人，他羽翼丰满之后，企图带领信徒去龙虎山阴谋篡夺张真人的权，这些笔记还把朱方旦的妻子描述成狐妖。甚至说，朱方旦想攻打龙虎山是受了狐妖的怂恿。最后，张天师用计除掉了这个狐妖，朱方旦从此一路下坡，走向了穷途末路。
这些笔记的记载毫无疑问不是真实的，但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朱方旦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这才是朱方旦被清廷恼恨的真正原因。
清廷究竟给朱方旦治了哪些罪呢？
首先是思想罪，朱方旦传播了异端思想，违背了圣人之道。朱方旦提出了哪些异端的思想呢？首先他提出了思维在脑，这个观念比较现代，可能跟朱方旦的从医经验有关，也有可能朱方旦接触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传播过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主管人思维的器官是心脏，这对传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冲击，统治者对此很快就感觉到了。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也曾经提出过人的思维、知识不在心里，而在大脑中。这种学说受到了一些守旧大臣的驳斥，康熙勒令南怀仁烧掉异端书籍。
朱方旦第二个罪名是以下犯上，朱方旦不过是一介平民，却自比圣人，把自己抬到跟皇帝差不多的位置，这分明是对皇帝大不敬。
朱方旦第三个罪名是诬蔑圣贤，朱方旦的弟子公然叫嚣孔子思想已经过时，朱方旦是新时代的圣人。这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朱方旦的第四个罪名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朱方旦常年活跃在民间，聚集了众多信徒，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非常不安定的因素。在统治者眼里，朱方旦的这个组织很容易发展成流寇，明教和白莲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有一个事实必须说明，朱方旦只是影响了社会安定，并没有破坏社会安定，换句话说，朱方旦从来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起义。
王鸿绪为了让康熙下定决心拿掉朱方旦，故意将朱方旦跟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和元末的明教领导人刘福通相提并论，说这个朱方旦心怀鬼胎，现在不除，日后恐怕会酿成巨祸。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在清宫的秘密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康熙的另一面：原来康熙也包养民间术士。这下我们就释然了，如果康熙真的对道术非常排斥，朱方旦也不可能发展成那么大的声势。
康熙跟他的父亲不太一样，从正史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佛教、道教特别感兴趣，包括耶稣教。这可能跟康熙所受的教育有关，康熙十二年，他在弘德殿讲经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道教。当时熊赐履就进言说：“自古以来，圣主明君就没有沉溺释道的，即使有这样的皇帝，像秦始皇、梁武帝，最后也是贻笑千古，只要沉溺释道，便会损伤君德啊！希望皇上能够引以为戒。”
康熙对此表示赞同，说道：“这是正确的言论啊，朕一定会牢记在心。”
后来，康熙又对熊赐履说：“朕生来就不喜欢仙佛，所以你让朕远离异端邪说，崇尚正学，朕一听便心领神会，绝无动摇。”
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康熙陪孝庄前往赤城泡温泉。一天，康熙前去太皇太后行宫问安，回来的时候忽然看见路旁跪着一个道士，康熙很奇怪，便让明珠去询问。道士叩头说：“我是金阁山上灵真观里的道士，恰逢圣主来这附近，希望皇上能够赏赐给我们一面锦旗，并给小观赐个名号。”
如果是一般的皇帝，可能就答应了，不就一个名号吗？但康熙很严肃，他对臣子们说：“这个道士不是个好东西，妄求朕给他赐号，然后愚弄老百姓。”
康熙拒绝了那个道人，随后便下谕：“朕亲政以来，像这种请求给道观寺庙赐号的行为，一概不准。历史上喜好佛教和道教的皇帝，没几个得到好处，反而会受损。梁武帝嗜好佛教，不住在宫里，反而住在寺庙里，结果怎么样呢？竟然饿死在台城。宋徽宗喜好道术，结果呢？父子都成了金人的俘虏。这就是古人的教训啊！真正的道士应该清静无为，修养身心，干嘛要请朕赐号呢？有名无实算什么真道士？像这种贪婪的道士本来应该给他个教训，现在谅他初犯，朕就不跟他计较。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绝不饶恕。”
从这些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这个人是不信怪力乱神的。让我们还是揭开历史的帷幕，看看康熙另一面吧。
根据清宫档案，康熙甚至让手下秘密招募术士。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康熙晚年，策妄阿拉布坦发兵入藏，康熙派遣部队镇压，结果远征军全军覆没，天下震惊。清廷从此把入藏看成是危险之旅，康熙为了振作士气，让人寻访一些会“法术”的道士在军中。有一个叫李庆安的道士到了前线，施展了一些法术，奇怪的是，还真的挺灵验，连前线的将军也上奏说这个人确实有真本领会法术。
李庆安也是一个非常狂的道士，他曾经对康熙夸下海口：“不用大军，只要给我几百人，让我训练，我亲自率领，就可以剿灭策妄阿拉布坦。”
对于这些东西，康熙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甚至让前线将军严守机密，千万不可泄露。
康熙对李道士非常器重，授予他密奏的特权，还专门给他一个特殊的奏匣，看到这种匣子就知道是李道士的密奏了。
除了行军用术士，在养生这块，康熙也秘密招揽了一些江湖术士，修习气功养生之道。康熙曾经收到一封密折，密折中提到民间有一个王真人，这个人静养的功夫出神入化。康熙很好奇，让人去请这个人。
密使回报说：“王真人练的是先天贯通三教的套路，没有勉强造作的劳苦，纯粹以自然无为存神顺化为根本，似乎是一个真正的真人。但他说口诀不能轻易传，需要皇上下圣旨，才能传。王真人说，有慧根的人很快就入道，资质中等的需要十来天，资质下等的也只要个把来月。我们细查他的言行，考察他的举止，确信这个人有真功夫。只不过因人资质不同，需要试了才知道。”
康熙批道：“知道了。王真人的真传，朕会留心的，但有些犹豫。朕政务繁多，担心入道之后，误了正事，你们找两个人先试试，看看情况如何。”
后来，两个太监练这个功夫，感觉效果还不错，刚开始时眼前一片空明境界，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有大片黑色和黄色的气体在交战，此时腹中有暖气升起，然后纯黄色的暖气竟然源源不断；几个时辰后，身心仿佛进入了晦冥状态，似睡非睡，但又明朗如初，这就是道教中的杳冥境界。
我们不知道康熙有没有练这套功法，但是很显然，康熙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对道佛之事完全不感冒。
“大内密探”江南织造
要想了解这些“大内密探”，我们先讲一个发生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苏州，一个身份卑微的家仆孙云带着一帮地痞流氓，闯进苏州一个绅士的家里闹事，后来又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殴打该绅士。这个绅士叫陆经远，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他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当过知县、御史、国子监丞、通政使等官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高官，但起码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且此人的舅舅是当朝大学士徐元文。
肇事者不过是一个家仆，居然敢打这么有来头的人。这让人好奇，更让人好奇的是案发后，地方政府居然没有立案，而是互相推诿，观望四方。
可见这个家仆的背景也不小。后来，苏州织造出面，羁押了肇事者和地痞，官府才敢立案。
案件一审，才发现那个家仆是苏州织造府内司库的一个家奴，他的主人是李永寿，李永寿是苏州织造大人李煦的亲戚。
家奴最后被治罪，不过李永寿一点事都没有。
李煦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说：“李永寿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静谨慎，仰报皇上洪恩，辄混买无赖之徒，平日不能教训，临事不能约束，以致殴官抄抢……”
我们注意到，在李煦的奏章里出现了“包衣”这个词语，其实，这正是地方官府不敢给李永寿治罪的真正原因。
什么是包衣呢？说白了，就是满人的奴隶。
有人更奇怪了，奴隶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吗？身份不是更低微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确实很低，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创建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认识几个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难测，曹李两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时候会怪罪自己，地方官员呢肯定会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难免也会中伤自己。由于密折制度涉及官场利害，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时候，曹李两家都被抄了。
江南有三个织造，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皇家的纺织工厂，并将这些丝绸运往北京。织造们品级很低，俸禄也很一般，但是个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见这是一个肥差事，织造们相当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