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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皇帝钦定的包工头。
就拿曹寅来说，他有三个工厂，六百六十四张织布机，两千五百名专业工人，至于学徒和仆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禄是年薪一百零五两白银，年终红利一百零八两。如果要贪污朝廷的拨款也很难，朝廷拨给的经费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拨款是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所以这些织造们个个都发挥资本家的天赋，他们有办法让钱生钱。
曹寅生财之道是向康熙借钱，然后收购铜矿，赚了不少钱。八年后，曹寅还想继续，康熙叫停了他。后来，他又投资盐业，赚的钱更多。曹寅后来担任巡盐御史，利用职务谋求了巨大的私利，并由此导致了亏空，虽然因此被起诉，但是在康熙朝曹李两家始终高枕无忧。
在发家致富这块，最美的差事莫过于接待南巡的皇帝。不仅皇帝赏赐，地方官员也纷纷贿赂。
曹李两家经营几十年，积累了万贯家私，但是破产只在一夜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些则是灾难的征兆。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李家首先被控贪污公款。
雍正这个人跟他父亲不一样，凡事他父亲生前喜欢的人他都讨厌，凡事他父亲生前讨厌的人他都给予重用。雍正刚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职位，此时，李煦已是风烛残年。
新上任的苏州织造胡凤翚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亏空的问题，并上奏给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两江总督查弼纳调查此事，查弼纳办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苏州的两处家产全部抄查。更惨的是，李煦的家人和仆人也全变成奴仆，拉到街上去拍卖。雍正对年羹尧特别好，让年羹尧自己去挑选。
曹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灾难降临的时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给雍正参了曹家一本，说是江宁织造的杂役路过山东时，骚扰勒索驿站。雍正是个对腐败非常痛恨的皇帝，让人立即查清这件事。
查出来的结果反倒跟骚扰勒索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发现江宁织造曹钚形欢耍鞣绮徽骺蘸芏唷５诙昴瓿酰芗揖捅怀Ｓ赫芗业娜烁蠼婧糜阉搴盏挛罄此搴盏驴吹讲芤囊沛准枘讯热眨薹ㄑ钭约海憬缥拿磐獠耸锌诘氖呒浞坎Ω恰２芗揖驼饷此ヂ淞耍芗胰绻凰ヂ洌苎┣垡裁话旆ㄐ闯觥逗炻ッ巍贰�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内密探”就这样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导致曹李两家破产的罪名都是亏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说明亏空是实有其事。
曹李两家都很善于经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亏空呢？
这跟曹李两家承担康熙南巡的费用有关，当然，曹李两家花钱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过曹李两家：“以后各方打点的费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费用也取消，好好补足盐差的亏空吧！如果不听朕的金玉良言，以后你们会后悔莫及的，你们要为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啊！”
可见，亏空问题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给曹李两家机会，让他们补上亏空。康熙还曾帮曹寅还上了三十二万两的债务，但是到了雍正期间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畹酱ε芄叵担恍┩踝用枪叵倒谇捉Ｓ赫咕嫠绻シ壹停褪峭踝用且簿炔涣怂�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禟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禟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禟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禟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南山案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又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煳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
张英笑道：“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而媚之，所以好媚者最为可恶。”
张英虽然不是个才子，但是思想言谈显然比戴名世更深刻，戴名世固然有才，却难脱书呆子气。
戴名世后来在京城参加乡试，可惜落榜了。在京城的日子，戴名世很不得志，他愤世嫉俗，自视清高，但没人买他的账。
最后，戴名世不得不四处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而且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譬如《小学论选》《四书朱子大全》等等。
晚年，戴名世仿佛看透了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东西），再次回到科举路上，这次他中了举人。但是第二年的会试却名落孙山。
五十七岁的时候，戴名世时来运转，中了会元，接着在殿试中又中了榜眼，康熙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当官之后，戴名世并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消沉低落。李光地曾说他“颓唐无精神”。至于那个给戴名世带来灭顶之灾的《南山集》，是他的门生龙云鄂把他的文章收录整理而成。
赵申乔在康熙五十年参劾戴名世，但是最后的终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康熙一开始对南山案是慎重的，他说道：“戴名世等是个大案子，朕要仔细考虑。”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中途似乎有很多转机，因为案犯都是朝廷命官，所以在狱中受的待遇不算差，他们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可以和外面书信往来。李光地曾经为他们说情，可惜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惹怒了康熙。由于朝廷中有许多人求情和营救，案犯们并没有感觉死到临头，像重要嫌犯刘岩和方苞中途还出狱做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六，康熙下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立即处斩，方登峰兄弟等人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案件牵连的家属本应处死的全部流放……”
戴名世在狱中非常后悔，因为写文章时不小心用了几个词语就招致杀身之祸，确实很冤。但在狱中有段时间，他又抱着希望，认为自己可以获救，他在诗中写道：“长系年余身尚在，尧仁千古仰宽容。”
当然，戴名世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康熙还是给予了一些仁慈，他的儿子没有被追究，也没有被发配，而是回到原籍。戴名世被斩首后，允许其友人收十他的尸骨，葬在南山。
在这个案子中还出现了一个误判，这是关于方氏家族的。
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根本没想到会连累到方孝标。康熙认为方孝标参与了吴三桂谋反，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方孝标确实曾在云南游历，当时正逢吴三桂造反，不过方孝标并没有成为吴三桂幕僚，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短暂的接触。方孝标很可能建议吴三桂立崇祯后裔，吴三桂拒绝后，方孝标就离开了。
康熙说方孝标当过吴三桂的大吏，显然是弄错了。康熙说的人是方光琛的儿子方学诗，吴三桂失败后，方光琛家人大多被杀，只有方学诗逃出在外。方学诗跟方学士是重音，大臣都叫方孝标为方学士，康熙听着就以为是方学诗。
在这个案子中，方家唯一得到赦免的是方苞，作为桐城派的领袖，他的才华是不必说的。李光地屡次在康熙面前为方苞说话，当时康熙正缺一个古文高手，在朝廷中，方苞的水平数一数二。为了朝廷的利益，康熙不仅释放了此人，还提拔重用他。这是才华带来的特权。
南山案中康熙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民间学人不要妄自修史，朝廷掌握着话语权和对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权。
这个案子并没有到此结束，最让人意外的是雍正刚继位不久就为这个案子平反，赦免了涉案人员。前后只有十年的时间，案子就得到了平反，这是让人欣慰的。雍正曾经对方苞说：“你们是被人陷害，朕了解到情况，当然要宽恕你们。”乾隆年间，为了改修《明史》，乾隆公开下旨说，可以用南明皇帝的年号。乾隆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你要记述明朝的历史，要做到客观完整，用明朝的年号是很正常的，并无任何大逆不道的地方。
朱三太子案
说到朱三太子，让我们还是回到明朝亡国崇祯自杀的那天。
闻知李自成大军进城，崇祯知道国破家亡的时刻到了，为了防止家人受辱，他让妃嫔和女儿们自杀，其中有一个女儿怕死，崇祯亲自用刀去砍她，砍断了她手臂，但她还是跑了。但是崇祯对三个儿子却不是这样的。崇祯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二子、六子、七子都早殇。
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四子朱慈照。城破之时，崇祯叫来三个儿子，对他们说：“贼军已经攻进来了，你们现在是皇子，以后就是平民百姓了，各自逃命吧！如果你们活下去，不要忘了社稷父母大仇。”
说完，崇祯就赶他们出宫。这三个皇子出逃后，除了太子被李自成捉住后，其他人都不知所踪，就连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