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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都有积欠，数量却有很大的差别。积欠者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还有自耕农。在清查积欠的过程中，雍正也区别对待，官吏的属于侵欺、地主的属于包揽、平民的属于民欠。雍正打着惩治贪官污吏的幌子执行这项政策，其实是掩人耳目，在积欠这事上，民欠的数额最大，所以这项政策的主要对象还是平民。
当时很多人逃税，逃税的方式是隐瞒田产。对此，雍正是无法容忍的，他接受田文镜的建议，在河南率先推出自首隐田政策。所谓自首隐田政策就是鼓励民间自首，报出自己隐藏的田产，只要你自首的，以前隐藏的税粮不用交，对于失于考察的官员也不查办，从今以后，你按规定缴税就行了。如果不自首，结果却被发现了，那就要进行严厉惩治。
这个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跟田文镜的大力执行有关系。雍正所作的这一切，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清廷的财政收入。
货币政策
古代很多皇帝不懂经济，雍正可能是一个例外，雍正当然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济学，只不过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平时喜欢思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独到的经验。
清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排斥商人，这跟商人对清朝的江山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因此，清政府始终把商业看成是财政的一块大蛋糕。
清朝商业相对比较发达，所需要的货币就更多，当时很少有纸币，主要是铜钱、银子、黄金。最主要的流通工具是铜钱和白银，不过当时铜矿严重不足，导致钱币很少，流通出现了困难。根据供求关系，这势必导致铜贵银贱的现象。本来，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两银子值一千文铜钱，但实际上换不了这么多。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货币的混乱，雍正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雍正九年，京城钱价昂贵，户部尚书建议国家出钱，用九百五十文换一两银子，等以后经济发展了，就用一千文兑换。这其实是调整比例，努力做到一两银子值九百五十文。可惜，这个数字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一两银子大概只值八百多文。
任何时代都会有假币，尤其是在钱不够用的时候。古代铜钱并非全是由铜制成，通常会混合一定比例的铅。加入铅之后，钱就更坚固，拿在手里也更沉一点，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这点。康熙制造的铜钱铜与铅的比例是六比四，质量相对较高，雍正制作的钱比例是五比五，质量相对较差，而且上面的字明显更模煳一些，看上去有些像假钱。这无疑给制造假钱的人机会。
当时的假钱也是用铜做的，不过很轻，质量也很次，铸字更加模煳。当时有一种沙板钱，里面铅多铜少，比官方的制钱要小，更薄，上面有许多小砂眼，所以叫做沙板钱。这些劣质的假钱，在一千文中掺入三四十枚，居然可以合法地通行。
当时由于铜钱短缺，造假钱有暴利，如果不遏制这股不正之风，货币市场就会陷入混乱。雍正二年，沧州步军统领衙门查获了刘七等人的铸钱案。
私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在当时显得尤为严重，因为清政府垄断了造钱业，所有铜矿都不允许私人开发。这些造假钱的人得不到原材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熔化制钱来打造成本更加低廉的假钱，这么一搞，制钱会越来越少，私铸钱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
为了整顿货币市场，雍正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他禁止使用铜器，收集铸钱原材料。四年，雍正下令，除了乐部必需的铜器之外，一概不允许用铜器，有铜器的必需交给官府，然后官府给你一定的补偿。如果有违令的，将治罪。九月，雍正又下令，只有准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铜器，其他人一概不准使用，拥有铜器的人，三年之内必需上缴（有偿）。十二月，雍正亲自带头交出铜器，表示以后宫中不使用铜器。
雍正带头，京城里的臣民们自然不敢不给他面子，但是地方上对此没有多大的反应。五年，雍正又派出官员到各地收购铜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来，雍正想，一些边缘地方的百姓离交铜器的衙门太远，而且他们手中铜器也不会很多，让他们交铜器确实不太方便。雍正提出可以用交纳铜器代替税粮。
田文镜给雍正提了个建议，允许私藏铜器的绅衿之家的奴仆告发主人，只要证据确凿，告发者立刻可以恢复人身自由，主人还要被治罪，用这种方法迫使大户人家交出铜器，不可谓不狠，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但雍正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铜器大多是成品，老百姓爱惜，不舍得当成废铜交出。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收购铜器的价钱出得太低，起码你要根据铜钱的价值来收购别人的铜器啊！想用收破烂的价钱让别人交出有利可图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即使有严刑峻法支持也很难成功。
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始终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发铜矿，让制钱能够满足市场的流通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一个改革者苛求太多，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背负的骂名已经相当多了，其中就有“爱银癖”，他成了世人眼中的葛朗台，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解。
第六章整顿八旗，调解满汉
雍正大为失望，痛骂这些八旗子弟，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强扭的瓜不甜，这些八旗子弟过去后，不安分守己好好生产，反而偷偷卖掉牛、农具，出租井田。井田制实行十年后，雍正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失败。
解除旗主权力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首创的，在创立之初，旗主分别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
旗主与旗下的关系过于密切，皇帝如果要发号施令的话，必须通过旗主。这就留下了一个隐患，如果皇帝跟旗主的关系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对于那些威信很足、皇位坐了很长时间的皇帝还好说，但如果是新君即位，威信不足，如果旗主中有人抱成一团，拥护其他人，那就危险了。
由于旗主的位子是世袭的，旗主与旗下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对皇权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雍正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对他来说，任何威胁到皇权的东西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只要他发现了，一定会全力铲除。
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就在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毫无疑问，这是对创始者努尔哈赤思想和制度的一种背叛，但也是形势所趋，不得不为的一种手段。皇太极和顺治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升为上三旗，由皇帝直接领导。剩下的五旗称为下五旗，依旧由各旗主掌管。
康熙时期，进一步剥夺旗主的权力，他让自己的儿子胤祐管理满、蒙、汉正蓝旗三旗事务，等于是取代原来的旗主。事实上，雍正继位之后，八旗旗主的势力已经非常衰微了。但对雍正来说，只要八旗旗主还有影响力，他就不能不动手改革。
刚开始的时候，雍正继承康熙的思想，任用自己相信的皇子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比如，他让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十七弟允礼管理镶红旗。尽管这些人都是他钦点的，但他仍然发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无论是崇安还是允礼，身份都相当高，管理各旗后，地位攀升，有时候自己的命令也未必能很好地下达。雍正感觉到代理人与自己的矛盾，大权有被分割的感觉。而且，他任命的这些人往往与各旗都统发生摩擦，由于权限不明，这是难免的。
六年，雍正取消了崇安、锡保、德昭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七年，雍正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九年，改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十年，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这是一项改革，管理都统事务跟管理旗务有所不同，管理都统事务相当于一个兼职都统，管旗务的相当于旗主，都统必须听命于旗主。都统是一种官职，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制，由皇上任命，属于流动的官职。
雍正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取消八旗的旗主，换句话说，以后不需要旗主了，每个旗设置一个最高长官，这个长官跟其他官员一样，随时可能被调走。
就这样，雍正又不动声色地剥夺了八旗旗主的权力，这权力回到了谁的手中？皇帝，大权独揽一人之手。
剥夺了王公们的统治权不说，雍正还进一步给他们限定，禁止他们在八旗中挑选人员到自己的府中做差役，最多只能挑选一些人当护卫。如果想弄一些人做包衣，必须上奏申请。下属如果犯罪，王公要及时上奏，交给刑部处理。也就是说，王公们不断失去了八旗的统治权，连袒护下人和处罚下人的私权都没了。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最终的目的是告诉王公们，在国法面前没有家法，这个国家，我雍正一个人说了算。
此外，雍正严禁王公们勒索属下。雍正元年，一些王公的门人到外省做官，王公们便伸手向他们勒索。雍正清楚，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这些人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所以严令禁止。
第二年，有人揭发公爵星尼向门人王承勋勒索了几千两银子。雍正非常重视，对王公大臣们说：“星尼不过是一个公爵，王承勋也不过是州县级别的小官，就勒索了几千两银子。如果勒索者是王公，门人是地方大员，那这银子不知道多少能打得住？以后，这种事情必须禁止，如果发现了，将裁掉下五旗王府佐领下人，永不叙用。”
雍正是一个真正有治国头脑的人，他对王公下手，一方面是为了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收回王公的权力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腐败只是从官僚阶层入手，显然只是触到腐败的表面。
解决八旗生计
八旗在清朝属于上层阶级，在人们常识里应该不存在生计问题的。
确实，在清军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很少，大家都是官僚，有俸银有耕地，生活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雍正继位之后，入关已经八十多年，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官职和兵额都有限，加上汉族、蒙古官员的加入，留给八旗子弟的官位更少了。而且，清政府有个非常荒唐的规定，八旗子弟除了当官和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这表面上是让他们当贵族，无形之中却让他们的生存能力退化。
八旗子弟由于长期和生产绝缘，加上生活上又喜欢比排场，导致他们入不敷出，生活艰难。这些问题当然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他屡次批评八旗子弟丢掉尚武的传统，追求享乐主义生活。而且，雍正知道八旗子弟最喜欢逛戏园子，经常喝酒赌博，成天斗鸡斗蟋蟀，其中很多人靠着变卖祖产过日子。
清朝毕竟是靠八旗起家的，如果八旗堕落下去，雍正担心国本受损。为了防止旗人堕落，雍正严禁八旗子弟斗鸡酗酒，号召旗人崇尚节俭。这些口号当然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雍正五年，顺承郡王锡保报告说，贾富成偷了军粮，还向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追查，将追查得来的粮饷奖励给破获这案子的官兵。
六年，雍正在京城附近设立二十四个八旗米局，专门调查禄米的买卖，雍正想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八旗子弟的靡费。真可谓用心良苦，简直像八旗子弟的严父，可惜子女不争气，父亲再严也不管用。
为了保证八旗子弟的温饱，元年，雍正从内帑中拨出八十万两银子，分给八旗。这种资助对于奢侈的八旗子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八旗的兵额是固定的，但人口却一直在增长，于是多余的人丁越来越多，这些八旗子弟又不会干其他的营生，所以生活越来越差。雍正想通过扩大兵源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可惜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增加一点，这对八旗子弟来说，也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
当然，八旗有田地，八旗庄田属于公田，旗人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论理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当使用的时间一长，他们也就变成了实际拥有者，所以很多人将田产典卖。雍正追查这件事时，考量到买卖旗地沿袭已久，不便依法惩治，但又不能不管。最后，雍正决定动用内库的钱，将卖出的地按原价赎回，雍正限定原业主在一年内赎回，过期不赎，可以让八旗内的其他的人赎回。雍正这么做目的是保住旗人的产业，不让这些田地流失。订/阅/v/信/whair004
雍正的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八旗子弟的堕落态势。雍正还通过屯耕的方式，鼓励八旗子弟自食其力。雍正在热河开垦了三处屯田，挑选了八百个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去开垦。后来，雍正又在喜峰口设置屯田，让八旗子弟去经营。
雍正还实行井田制，在京城以南的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地划出大量的土地作为井田，让没有产业的八旗子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