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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浮山之战是为了教训阎军，使他们知道反共、反人民没有好下场，不抗 日是没有出路的。阎锡山本人也是矛盾重重，他让我军在山西打日本，是想 利用我们保住他的地盘。但他既怕得罪蒋介石，又怕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所 以就这么摇摇摆摆。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从抗战开始，他就宁愿把部队 重武器丢给日本人也不给我们一件。他搞晋西事变，是乘贺老总率一二○师 挺进冀中之机，破坏我晋西北、晋东南解放区。这次浮山战斗，他为的是给 蒋介石和日本人献殷勤。我们教训他一顿，他可能 ‘老实’一阵子，但绝不 是说他不会再来进攻解放区了。我们要竭尽全力拉住他合作抗日，而在坚持 持久抗日战争的同时，也还要有阎锡山部再来浮山的思想准备。这是不以我 们意志为转移的事，他要搞摩擦，我们就只能反摩擦。邓政三要我向大家说 清楚，也希望到会干部向战士讲清楚。”实际上，陈司令员传达的邓政委这 些指示，一年以后便被阎锡山的行动证实了。 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 1942年是太行区形势最严峻最困难时期。日寇接连不断地、残酷地进行 扫荡、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人民的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生活、生产条件被破坏，根据地在缩小。再加上百年 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接着是蝗灾、水 灾、雹灾、病灾，真是祸不单行，在许多地区反复交错发生。灾精遍及全区 6个专区中的4个，急符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二 十三。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7万多人， 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动员一切力量战胜 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军民没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就没法坚持对敌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 党中央在1941年12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就提出了既能支 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严肃指出： “敌后抗战 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 抗日的积极性”， “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 负担过重而汇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 事。”在贯彻中央指示中，邓小平同志指出： “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 是为人民本身利益的负担，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减轻人民对我 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 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邓小平同志亲自抓一二九师师部的精简，并赴各旅各军分区动员，还直 接指导第六军分区的精简。经过精简，一二丸师直属队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 19个。各军分区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 156个伙食单位。减缩了机关， 充实了战斗连队。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和各级武委会。把全区脱 离生产人员压缩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下。 与精简同时，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根据师部命令，部队的小米供应， 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一斤半分期减少到一斤 （16两），地方武装由一斤减为 15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为13两。从战士到师、旅干部，每月只发一元五 角到五元的津贴费。按当时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 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不够吃，采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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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树叶补充，整天吃拌菜的 “和子饭”。即使吃这个也不能吃饱，因此一 些单位流行着 “一碗平，二碗尖……”的盛饭经验，后来这些单位改为由大 师傅统一掌勺，不让自己盛饭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 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在这冲半饥半饱的 情况下，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满山遍野的江彤彤的柿子，没人去摘一 个。还要千方百计地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有不少饿得奄奄一息的灾民就 是吃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背着送去的救济粮才活下来的。仅 师直各单位便拿出节约小米1650斤。由于救灾，部队1943年的冬装列入冬 对·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 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 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 片浅一片的灰上布棉衣。 有一次，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棉军衣，却被坚决退 回，并严肃指出：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不能右倾，也不能 “左倾” 1942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一二九师获悉本年内日寇还要进行空前规模 的大扫荡。为尽力扭转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3月初，在师驻地涉县赤岸村， 刘邓首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决定刘师长留师部指挥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作 战，邓政委率772团一部到太岳区布置和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3月中旬，李达参谋长送邓政委上路之后，刘师长对李达说： “现在敌 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 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李达很快安排了下去， 但刘师长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亲自询问邓政委的过路情形。 3月19日晚上，刘师长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 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路去太岳区。因为过铁路很危险，刘师长放心不下， 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可这两个参谋 怎么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呢！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请师长去休息吧。” 刘师长看他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 上，盖上被子，说； “你们先睡一会儿，到时候我再叫你们。” 刘师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接到 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说，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叫醒了两位睡得甜 甜的值班参谋。 在邓政委到太岳区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形势日益紧张。5月1日，日军 便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不日即开始扫荡太岳区。邓政委和陈 赓等太岳区领导已着手进行准备。5月3日，邓政委给师部刘师长来电说： “我拟于一礼拜内去中条山，在日攻苏（联）、蒋（介石）北进条件下，集 中力量千下列三件事：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 反动派胆敢向我们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 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刘师长阅过电报后，对李达参谋长说： “小平同志提出这三件事，对太 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顽敌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 政治工作中，不能 “左”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些人，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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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些群众，这样才能扭转退缩的局面。这次日寇先扫荡大岳区，马上就要 腾出手来扫荡太行。我们也要着手准备。最近你们收集到些什么情况？” 李达说： “日寇已经开始推行第4次 ‘治安强化运动’，我们从敌占区 获得了一份情报，说他们这一次准备搞7个月，并提出了三个口号： 一、北伐北进军事第一，扫除赤化； 二、西伐西进政治第一，煽惑重庆政权； 三、南伐南进文化第一，联络联盟投降，拥护汪精卫政权，以达协助中 国之目的。” 刘师长说： “这些口号是耐人寻味的。日本侵华军的高级将领是很有头 脑的，也很有策略，就这一点来说，即便是敌人，也是应该学习的。”他对 李达说； “你看，他这个‘北伐北进军事第一’，就是针对陕甘宁边区和华 北抗日根据地而言。他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惑’不了，也‘联络’不上， 就只有 ‘军事第一’了。由此而知，日军之所以把主要兵力都用来对付华北 我军，也是不足为怪的。” 李达参谋长说：“日寇为了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要发动所谓‘驻 晋日军总进攻’。估计这次参加扫荡的兵力比春季扫荡还要多。” 刘师长说： “情报工作很重要，而我们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今后， 要确实健全我们的情报工作，应把它看成防谍。除好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 重要的环节。不然，我们的脑壳都会被敌人挂在城门上了。” 刘师长接着对李达说；“要向部队讲清楚，敌人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展开， 目标首先是太岳区，而邓政委正在那里，你要告诉沿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 安全。”李达说； “是！我马上通知，可是时间不早了，师长！你也该休息 了！” 关心战士生活不是小事情 1942年2月的一个早晨，沙河县独立营的王政委正在村外散步，只见六 分区政委朱穆之同志跃马飞奔来到面前，兴冲冲地说： “占国同志，今天师 首长要来看望大家啦……”听到这个喜讯，王政委高兴极了。不一会儿，果 然一位首长骑着高头大马，笑容满面地来到踉前。身边还带着一位通讯员。 这位首长个头不高，两只大眼却炯炯有神，他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两个 膝盖上各补着一块大补丁，两胳膊时上也都缝了小补丁，头上戴一顶旧军帽， 帽檐耷拉到眉间。要不是朱政委介绍，谁能料到这位极普通的军人竟是八路 军一二九师的首长呢？ 原来，邓政委这次来沙河，主要是了解有关生产自救和减租减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