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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祖国恢复了自己固有的自信心，成为强大的国家，南洋华人才会获得最纯正的，也是永不枯竭的力量支援。否则，扛着条蒿杆漂洋过海来到这瘴气弥漫，蛇蝎横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辛勤的血汗劳作，乃至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洋荒地带来了文明和生机。最后，也要因为殖民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土著居民的忌妒蛮横；政治人物的阴谋诡计，而变得一无所有。
如今，复兴会的三个保证即将实现，竹网龙堂也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第一笔不低于五千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将存入中国银行，三年内还要提供总共不低于两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呵呵，不要惊讶，作为南洋华人的整体组织，竹网龙堂绝对有这个实力。细数二十世纪以后的南洋世家，哪个没有一点龙堂的影子？比如说新加坡拥资九百亿美元的淡马锡国家控股集团，就是从爪哇分化出来的李家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内幕宋耀如是不会说出来的，针对廖仲恺的疑问，他只是淡淡一笑，模棱两可地说道：“海外华人对革命出力甚大，此次临时政府成立，自然也邀请了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
孙中山沉思了片刻，转头对陈其美说道：“英士，你去通知展堂，就说记者招待会向后推一个小时。”
陈其美知道孙中山是怕自己再与宋耀如起冲突，故意支开自己，他有些不甘心地扭转了头，停顿了一下，怏怏地转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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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五十四章南京，江南最后一个
临时政府即将成立，这个消息是目前各界各方最为关注的事情。复兴会挟首义之功，又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兼之又实际控制了滇、桂、粤、浙、赣几省，以如此实力，成为最大的赢家当无疑问。可出来混，吃相不能太难看吧，怎么也得留点汤给大家喝呀！
不管各省代表存着何种心思，带着何种要求和条件，对在广州成立临时政府却都没提出异议，毕竟人家腰粗、力量大，咱们没资本与人家分庭抗礼，只有去捧场，尽量多得些利益才是。
与之相对，鄂省正在进行的战事便多少被人们忽略了一些，战败又如何，有长江天险，有归附的清廷海军，北洋军想杀过长江，恐怕并不容易。
鄂省战事胶着不下，全国的革命形势却更加高涨。
陕西党人景梅九、井勿幕鼓动新军，于二月一日发动，占领西安，自巡抚以下清吏逃避一空。二月三日分兵据渭南、临潼等县，推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新军任管带的张凤刿为民军大统领，张益谦为民军副统领，此后和武昌联络后即改称陕西军政府，官名也改为民政总长及陕西革命军司令。
山西巡抚陆钟琦，听到陕西独立后，惧革命军来攻，乃派新军占领潼关。二月五日晚新军领取械弹后，同盟会会员姚维藩（任新军参谋），煽动军队起义响应革命。初八日晨新军蜂拥入城，陆钟琦全家被杀，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日本士官学生）为军政府都督。
二月七日，鉴于周围省份大多独立，江苏已相当孤立，苏州绅商推举代表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程宣布独立。程在犹豫中，新军各队已先后进城，混乱中，程德全逃跑。适时，驻防南京秣陵关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迫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旧军的排挤挑衅，又险遭两名满族军官怀枪求见行刺，终于忍无可忍，在湖北军政府特派员苏良斌劝说下，率部响应革命。小理
四川演出了一场两个军政府的大戏，重庆驻军在得到了湖北支援的枪械后，由复兴会会员熊克武率领袖缠白号章起义，设蜀军军政府于巡警总署，举熊克武为司令；成都方面几乎同进也宣布独立，蒲殿俊称大汉军政府四川都督，军政府设于前明蜀王宫。随后，东校场大阅兵，士兵突然哗变，向将台开枪，蒲殿俊逃走，军政部长尹昌衡继任都督，罗纶为副都督。
山东眼见全国各省多已独立，全省绅民大哗，遂于二月十日在咨议局开会，次日又开会讨论独立，成立一个“保安会”以策动山东独立，举夏君朴为正会长，于君溥为副会长。十三日举义旗宣告独立，推总督孙宝琦为大都督。孙接受都督之前曾电奏清廷，报告山东独立及被举经过，恳求清廷便利行事，于二月十五日奉清廷命令而独立。
东三省的情形，很像山东、因大势所趋，地方不稳，所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能不对局势有所敷衍，但他坚决不肯宣布独立，于是和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等合组“东三省保安会”，用会长名义代替总督，并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成立两个“保安分会”，都由当地巡抚兼任“分会会长”。
独立大潮风起云涌，形形色色的人也粉墨登场。各省有真独立的，也有敷衍了事的，比如甘肃独立后，都督赵维熙一直拖着一条长辫子，也不准其他官吏剪辫子。而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戴着红顶花翎，自称为新疆都督巡抚部院。而抱着各种各样的企图，纷纷投身革命的，更是有很多心怀叵测，投机取利的人物。
“徐绍桢不错，是个看得开的人物。”肖志华将信放在桌上，很赞赏地说道：“虽被众人推举，却不肯称大都督，只肯就任江苏省革命军临时司令，比那些争抢着要官做的人强得太多了。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应该重用，越是伸手要官的，越不能让他如意，这是个品质问题。”
他在指挥部里说这话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间接地提醒在场众人，功利心不可太盛。懂得进退，懂得谦让，才能得到更多。临时政府即将成立，肥缺美缺自然是不少，显赫之位也相当诱人，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检查一个人对革命的真诚。
蔡锷没那心思，就当没听着，只是停顿了一下，依然和几个参谋在图上进行着推演。海军当中的黄钟英、汤乡茗等人互相对视，由于海陆军组成联合指挥部时间不长，一来与众人不太熟，二来海军专业性比较强，倒也不太担心有人抢自己的位置，所以对此反应也不大。蒋翊武冲孙武使了个眼色，孙武咧嘴苦笑，轻轻摇了摇头。说实话，孙武确实很想活动活动，而且与好友蒋翊武说过此事。但蒋翊武却比他看得远，并且苦心劝他，在这个时候切不可盲动，临时政府为了顺利成立，肯定要牺牲一些本会的利益来笼络各种势力。但这只是暂时的，长久来看，复兴会还是要大力提拔会里的中坚分子以求巩固。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表现自己高风亮节，无怨无悔的好机会。肖志华在复兴会中的影响太大，只要给他留下好印象，那以后就不愁没有出头之日。而且，蒋翊武已经写好了辞呈，待战事稍稳，便要辞去现在的军职，准备干自己比较擅长的文职工作。今天，肖志华这番话，正好验证了蒋翊武的判断。
没人理我，肖志华见自己说完，众人没什么反应，不由得翻了翻眼睛。然后，他将头转向海军的几个将领，笑着说道：“光复南京的时机已经成熟，哪位愿率一支舰队前去助攻。”
汤乡茗首先站起，说道：“总司令，就由属下前去吧，海容、海筹、海圻号吃水太深，只能停泊在下游，对鄂省战局并无助益，况且日舰已退出武汉水面，对我军已无威胁。南京已成一座孤城，有此三舰，再加镇江起义的镇清、楚观等舰，助攻南京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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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五十五章灾荒的影响
对于海军，肖志华并不太放心，虽然现在的海军必须依靠复兴会这个大金主，但长久来看，海军之中派系严重，闽人独大，兼自视甚高，确实需要大力整顿。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肖志华此时必须做出倚重的姿态，笼住他们的心。
而且，汤乡茗说得也很有道理，那几艘海字舰排水在两千吨以上，要在枯水期强行驶入武汉江面，确实有搁浅的危险。
“好，就麻烦铸新去一趟南京吧！”肖志华想到这里，点头答应道：“我告诉黄民政总长一声，请他暂派些文官带上钱款随船去南京维持工作。”
“南京城里有清军两万余人，粮弹充足，凭江苏军队，是否能顺利攻破？”黄钟英有些疑虑地问道。
“那就要看徐绍桢的指挥才能了。”肖志华表现得很有信心，两万旧军，有什么战斗力，张勋的辫子军也不足为惧。
黄钟英笑着点了点头，对此不再插言。指挥部合并不久，肖志华将海军中几位重量级人物留在身边，一来是他不懂海军，二来也未尝没有防范之意。然而，海军新归附，其中复兴会成员非常少，此种做法倒也是应有之意。汤乡茗此次主动请战，也有表忠心兼邀功之意。而黄钟英功利心没那么强，也相对较纯洁，他先后参加半岛、黄海二次海战，对海军屡战屡败一直耿耿于怀，最关心的是如何改革、振兴海军。而且黄钟英等海军军官发现，肖志华虽然不是军事专业出身，但其判断相当准确，对参谋们制定的军事计划也不是全部照批，却往往能提出一些精妙的建议，对海军的发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倒也不敢轻视这位总司令。
肖志华低下头，整理起给湖北军政府建立烈士陵园的建议报告。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士兵是最不值得的士兵。他们流血牺牲，却常常被后人所遗忘，这是肖志华在后世耳闻目睹的。所以，他要从现在做起，尽自己所能，让那些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们能有一块安息之地，受民众景仰祭拜，这是他们应享受的荣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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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一片明净而幽蓝，云儿雪白而轻盈。宋耀如和宋蔼龄站在甲板上，长江的丰姿和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俯视江面，只见浑浊的江水卷着漩涡，打着转，跳跃着，舞蹈着。
这是华宁轮船公司的一支船队，自从上海光复以来，很多附属于复兴会的公司、企业都浮出了水面，以公开的面目为革命事业出工出力。华宁轮船公司也不例外，暂停了其它客户的业务，完全听命于复兴会的安排。此次，船上除了顺便搭载固定数量的旅客外，还有一支上海医疗队，货舱里则装满了湖北军政府需要的布匹、药品、粮食等物资。
对于革命，有这样的说法：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只有当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即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被压迫阶级才可能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革命才会到来。小理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应该看作是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势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连年的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1901年，“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1902年，山东境内发生黄河决口，四川发生少有之大旱，“灾民数千万”；1903年，直隶春夏苦旱，“麦苗尽枯”，浙江先潦后旱，灾歉几遍全省；广西有较严重的旱灾，因“饥荒已连绵多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1904年，黄河再次在利津两度漫决，山东被淹地区甚广，四川又一次发生大旱荒，“几有赤地千里之状”；1905年，云南大水，仅昆明附近就有“数万户灾黎仓卒逃生”，贵州镇远等三厅县，“秋收失望”；1906年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湖南有饥民近四十万，长沙附近一次就“淹毙人不下三万”；江苏灾民达七百三十余万人，“每日饿毙二、三百人”；1908年广东大水灾，“灾黎几及百万”；1909年湖南大水，“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江苏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万余，沭阴十一万余，赣榆八万余，全省可以想见………
“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几有赤地千里之状”；“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饿殍相望，易子而食”；“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殓”……，不看别的，单看这些清朝地方官奏折上的文字，便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了。连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始终笼罩在早已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箝制压榨弄得精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头上，使他们本已竭蹶困顿的生活更加面临绝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无异于堆积在反动统治殿堂脚下的无数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发生毁灭性的爆炸。再次，由于灾荒而大量产生的衣食无着的饥民，为着解决眼前的温饱，求得生存的权利，纷纷起来直接进行“抗粮”、“抗捐”、“闹漕”、“抢米”等斗争，这种斗争成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明显征兆，加速了满清封建统治的崩塌。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