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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袁崇焕带着佘义到了钱府。
刚一下马，就见从钱府中走出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不是迎接他的，袁崇焕都认识，他们都是前朝御史，一个叫高捷，一个叫袁宏勋。两个人手里都还抱着礼物，耷拉着脑袋，神情狼狈就象刚刚被打的两条落水狗，只有眼睛里还隐隐露着凶光。
这两个小子也是阉党，跟着魏忠贤着实是干了不少坏事，天启七年，他们还跳出来和御史曹永祚一道依照魏忠贤的意旨，罗织罪名上疏参劾他不救锦州。
显然，这是来钱龙锡这儿走门子地。
人要贱就要贱的彻底点，魏忠贤这人果然有过人之能，跟他混过的人大都贱到了家，大都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不要脸这回事。
一见袁崇焕，跟打了鸡血似的，高捷和袁宏勋立刻就由垂头丧气，变成胁肩谄笑，点头哈腰地凑了过来。
袁崇焕也真能拉下来这个脸，他懒得理会这等小人，所以就只当眼前没这俩人，径直向府门走去。
高捷和袁宏勋本想凑过去说两句，但最终没敢，因为袁崇焕身后的那个仆人，目光实在太吓人了，扫他们一眼，他们的腿肚子就有点抖。
钱府地仆人显然早就被吩咐过了，尽管不认识，袁崇焕也没个蓟辽督师的排场，但一看两条落水狗地模样，他们那还不知道真神已经到了。
一个仆人撒丫子向内宅飞奔，其他的仆人都涌出来迎候，牵马地牵马，引路的引路。
快到二门，就见钱龙锡急匆匆地快步走了出来。
“哎呀，袁大人，恕罪恕罪，龙锡迎接来迟，还望多多海涵。”见到袁崇焕，钱龙锡一面走，一面抱拳寒暄。
钱龙锡不到五十，人稍微有些福，但还不显得怎么胖，看上去很有些威势。照理说，这个时候钱龙锡正是春风得意地时候，但看上去，钱龙锡却显得有些憔悴，神色也不是那么安稳。
袁崇焕知道是为什么，钱龙锡这会儿正挠头呢，而让这位阁老大人挠头的不是别人，还是阉党，现在追查阉党的工作就是由钱龙锡负责。
跟着钱龙锡出来的还有一人，袁崇焕也认识，此人是兵部署理部务地左侍郎吕纯如。
王头地记性很好，而吕纯如的奏章又非常有名，昨晚王头把吕纯如的奏章一字不拉地背了一遍。
对吕纯如的“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十字评语，袁崇焕是极为感念地；至于前半句“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岂能为之讳”，袁崇焕是毫不在意的，他清楚这里的猫腻。
在朝堂上，你如果要说一个人好，那就不能一个劲地夸，而要做些铺垫。铺垫是戏地皮，夸的话才是戏的肉，吕纯如也同样如此。
虽然如此，但看到吕纯如，想到那些话，袁崇焕又不由心生感慨：不论是被视为邪恶的阉党，还是自命一身正气地东林党，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相互倾扎。他们全都一个样，私底下卑鄙无耻，台面上却又都把道德不离嘴。
正是在这种心里不问是非，嘴上却大唱道德的情形下，辽东的事才这么难。
吊孝的事儿原本很简单，但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那些家伙都把极其复杂的军国大事当作了黑白分明的简单事儿。
强多少还有把复杂地事简单化的资格，但弱没有，绝对没有。弱要是这么做，只能使自己地处境愈加恶化，愈加艰难。
在辽东，他们就是弱。
至于生祠的事……想到这个，袁崇焕心中苦笑。
监军太监刘应坤和纪用跟他地关系都不错，但再好，也比不了他们和魏忠贤的关系。这是利益地根本问题，不是他能触动的。而修不修生祠绝对是个原则问题，是个划线的标准。修，就是他们的人；不修，即便不是对头，至少也不是和他们一条心。
为了这事儿，他们俩不知缠了他多少回，后来都到翻脸的地步了。如果他想在辽东呆下去，那就不管这只苍蝇有多大，他都要吞下去，这才有了与阎鸣泰署名合建生祠的事儿。
但这件事他做的还是不干脆，因为推诿拖延，最后仍旧得罪了魏忠贤，而这也是他在大胜之后却不得不辞官的主因。
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忍辱负重，一个是趋炎附势。可现在，说他忍辱负重的少，说他趋炎附势的多。这其中的原因还是论事的简单化道德化，不论什么原因，给魏忠贤建生祠就是不对，而这也是吕纯如把这件事当作戏皮的原因。
这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时代，不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一个样。而越是这样的时代，就越是唱高调，时时都把道德的大旗高举。所以在这方面，东林党要比阉党更可恨，也更可恶。
东林党人每每自命正人君子，而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靠着压榨佃农，侵占国家赋税，他们才过上优渥的生活的。
东林党徒，只要是站在他们的利益上说话的人，那这个人就是在其他方面不管有多少的败德之行，他们全都见。而且，不仅是视而不见，他们还会进一步歌功的努力去美化这个人，李三才如是。反过来也一样，那就是不管某人于国于民有着多大的功绩，只要触犯到他们的利益，那他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丑化这个人，张居正就是。
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他们的利益不仅合法化，更要道德化。
袁崇焕对吕纯如极客气，不管吕纯如本心如何，这个人怎样，他都是感念在心的。三人寒暄之后，一同向里面走去。
酒宴早已备下，到了饭厅，三人分宾主落座。
钱龙锡现在的处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春风得意，皇帝对他很是信任。辅现在虽然是周道登，但那不过就是个摆设。新皇帝辅换的特勤，这才一年不到，黄立极、施凤来、李国甫、来宗道、周道登，都换了五个了。瞧这架势，说不定周道登明天就得滚蛋。而周道登要是走了，那辅之位除了他，还有谁？
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愁的可以，因为阉党的事儿实际上是他在查。这可是个大得罪人的活儿，但皇帝咬住不放，就只能查下去。可一旦查下去，对他那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牵连太广了。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查个阉党的事儿，它牵连地比这更广，因为它涉及到党争。
英明神武地魏公公倒台之后，接下来自然是要清查阉党，但满朝上下，凡是在职的，哪个能和阉党脱得了关系？所以查处阉党这事儿打击面太大，这活儿那真是人人都比之唯恐不及。
一开始，这倒霉差事由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负责，但这俩小子本身就是正牌的阉党分子。所以由他们查，自然是向着能拖就拖，法不责众的方向努力前进。
最先查处地当然是罪大恶极的恶分子。
魏忠贤、客氏，以及这二位的亲属，他们是被干倒地第一批，那接下来的恶分子就是五虎和五彪了。
五虎是文臣，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龙。
五彪是武官，他们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经两位阉党同仁刑部尚书苏茂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的审查，最后他们给出的结果是：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地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苏茂相和曹思诚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倒不是他们真有什么兔死狐悲之心，而实在是因为真的要追查下去，那就一定会追到他们身上，所以保别人，也就是保他们自己。
对这样的结果，崇祯很不满意，他下令继续查。
皇帝既然表态，自然得继续查下去，而且不能怠慢，结果很快就上来了，这次严重了些：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龙、田吉各一千两。
结案。
崇祯还是不满意，于是他让礼部尚书王永光接着审查阉党，但王永光死活不干，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此项重任。
谁都不愿干，崇祯就自己干，他做出最终裁决：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龙，杀！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事情到了这儿并没有完结，而是才刚刚开始，崇祯随即又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钱龙锡、韩旷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不可放过。
钱龙锡是阁臣，而韩旷不是，所以这活儿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
皇帝虽然年轻，但极认真，几次较量之后，钱龙锡彻底死了心，不得不按照皇帝的心思侦办阉党。但也因此，钱龙锡明白，自己危险了，一旦将来要是有了什么散失，那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到了这一步，实际上，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党争又来了。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地政治团体，虽然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击非常沉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动摇东林党地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不管被阉党迫害死多少人，东林党始终都是在的，而且力量也并没有被削弱多少。
阉党对东林党地迫害极为深重，所以朝堂上的阉党中人最怕地还不是皇帝，他们最怕地是东林党复起。现在表面上看皇帝追得很凶，但实际地打击面不会太大，可一旦东林党人复起，那他们的好日子可就算彻底到头了。
最先开炮的是倪元璐，钱龙锡相信，倪元璐的作为决不会是个人地孤立的行动，倪元璐的背后一定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既倒，那照惯例，受魏忠贤迫害地自然就是好人，自然就得翻案，得给人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或再上层楼。
这绝对不行！
最先跳出来的是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他力主魏案到此结束，同时竭力阻止东林党人复出。他认为，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党”。不能因为魏忠贤主持局面、迫害过东林党人，就能证明东林党人不是奸党。东林党这个前朝钦定的案子不能翻！
杨维垣既然先跳了出来，那东林党方面的人自然也要跳出来，这个跳出来地东林党人就是倪元璐。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即位后，升为编修。
这位倪编修看不惯杨维垣的这种做法，便给崇祯帝上了一疏，为东林党辩护，他说：“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
不仅如此，倪元璐又进一步阐述，他说，读书人处世立身，宁可矫激，也不能忘廉耻。如果以“假借”、“矫激”为大错，那么就会有人公然背叛名义，忘却廉耻，所以才会有天启年间那种天下为魏、崔歌功颂德的场面。而大家还自我安慰，说什么“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启年间无所不为的局面。现在朝廷竟能原谅这些随波逐流之辈，却不肯替那些刚正不阿的东林党说句公道话！
这话当然不是很中听，什么未化，正气为伸？这大有藐视明主之意，不过，崇》怪罪这位敢于直言的倪编修，只是说他“持论未当”而已。
而这当然就是一个信号！
双方你来我往，加入地人越来越多，斗争也就愈加激烈。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地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地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地继续深入。
崇祯元年三月，为东林党翻案的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崇祯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也没有过分追究，而这在当时的氛围中，无又是一个鼓励。
运动继续深入，并很快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这个时候，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相继被罢免，于是倪元璐一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