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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被买卖之人口与物无殊）
水经颖水注：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馀万。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日：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魏时麻价当与此相差无几。）
以上是兄弟多处翻来的东西因为毕竟不是专家又是yy因此不能尽求准确本书中会以以上的换算标准或比例进行写作如有不当望大家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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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地理知识错误举要
王长明
《三国演义》在文学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书中却存在着为数甚多的地理知识错误。该书虽经多次校勘但此类错误却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得到订正。
《三国演义》中的地理知识错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行政区域治所错误：
最典型的是“荆州”。《三国演义》中有七十多回涉及到荆州。作者并不知道当时荆州的治所即荆州城在何处。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时将州治由汉寿（在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了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的襄阳古城）。赤壁之战后孙权控制了荆州的核心区域——以江陵为中心的南郡南部地区及江夏郡的南部。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的荆州古城地区）。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后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及江夏郡移治于江陵关羽大意失荆州于吴吴荆州亦治于江陵。
而作者所写的刘表时期的荆州城并不是襄阳而是江陵：第34回写刘备应邀到荆州与刘表相会蔡瑁欲害之不成。刘备逃回新野蔡瑁又欲在襄阳加害刘备。其中第1o段写道：“次日瑁禀表曰：‘近年丰熟合聚众官于襄阳以示抚劝之意。请主公一行。’”后文又写道：“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见第4o回第5段）。”“（曹操）又恐水路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见第42回第11段）”。
赤壁之战后孙刘之荆州治于江陵如我们熟知的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故事中的荆州城均指江陵。而作者在写到这些史实的时候却把荆州城南郡城江陵（南郡治江陵）当作两座城市来写。如第51回写赵云趁周瑜与曹仁激战于南郡城外之机夺了南郡城该回最末一段写道：“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邓荆州；凌统引数千军马径取襄阳；然后却再取南郡末迟。”又如第49回第11段中写道：“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
再如第56回讲周瑜欲用假道伐虢之计取刘备控制下的荆州最末一段说：“战舰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进看看在公安并无一只军船又无一人远接。周瑜催船行离荆州十余里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公安县在江陵古城东南约35公里按作者所述刘备之荆州在公安附近且处公安上游则应指江陵无疑。而也是在这一段与周瑜取荆州不成在城下勒马便回这时有人来报：“关某从江陵杀来”这就表明作者笔下的刘备之荆州城并不是江陵。
还有第75回倒数第2段写道：“权谓吕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处如何收复？’”按史书记载本回所讲吕蒙用白衣渡江之计所袭取的荆州城正是糜芳所守的荆州及其所辖南郡的治所——江陵。
类似地书还将兖州城（兖州时治鄄城）与鄄城徐州城（徐州时治下邳）与下邳分别当做两座城市来写。
二、“赤壁”杂揉诸说
关于赤壁在何处千余年来学术界有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汉川（湖北省汉川市）、汉阳（指汉阳县即今武汉市蔡甸区）、武昌（指武昌县即今武汉市江夏区）等五种说法。历史当然不同于历史学专著它对这个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取哪一种说法都无可厚非。关键是不能杂糅几种说法弄得几不象。《三国演义》恰恰犯了这方面的错误。
第45回写赤壁之战前周瑜率军“依西山结营（见第1段）”刘备带兵“至樊口屯扎（见第4段）。”其中樊口、西山（又称樊山）均在今湖北鄂州西郊北与黄州赤壁隔江相望这就证明作者采用的是“黄州赤壁说”。但在第48回第3段中写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在水寨内与诸将饮宴其中有一句是：“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南屏山在蒲圻赤壁的南面乌林则位于湖北洪湖市境内南与蒲圻赤壁隔江相望。既然曹操在位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市区）之间南望樊山（即西山）的黄州赤壁那他又如何能看到直线距离约15o公里以外的蒲圻赤壁附近才有的南屏山和乌林呢？
还有第49回第8段写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兵力部署第5o回写曹操赤壁兵败后的西撤到南郡江陵的路线时又将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宜都（在今湖北省宜都市）当作黄州赤壁附近的地点来写。殊不知彝陵、宜都到五个赤壁中最西的蒲圻赤壁的直线距离就有24o公里和22o公里二者到最东的黄州赤壁的直线距离更是达到了35o公里和33o公里二者与“赤壁”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
并且作者所写的曹操从赤壁西撤南郡的路线更是“乱”得一塌糊涂。他说曹操赤壁战败后“只得望彝陵而走”经过“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再走南彝陵大路又过华容道抵达南郡城。如前所述彝陵、宜都与“赤壁”不相干而作者不但把它们生拉硬扯到了一起而且还把彝陵、宜都从南郡城、华容（县治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南）的西面“搬”到了东面。另外曹操西撤途中并未经过彝陵、宜都的辖境。史书中记载的曹操撤军路线为：自赤壁经华容道抵南郡城然后留曹仁镇守南郡自己率部回北方。
不仅如此作者还把赤壁之战写成了三江口之战作者认为曹操的营寨在三江口附近第5o回第2段有“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一语第49回的标题就叫“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显然他把三江口与黄州赤壁混为一谈。看来作者并不知道黄州赤壁就在他所写的周瑜、刘备屯兵的西山、樊口的斜对岸这里到位于黄冈、鄂州两市交界的三江口已有三十里之遥。
三、地理方位错误例如：
1、第6回第6段讲“（董卓）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接下来第9段讲董卓行至荥阳其部将徐荣、吕布与曹操生激战董卓取胜后“自往长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挟天子及后妃由洛阳西去长安应经过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怎么可能走到洛阳东面的荥阳呢？史实是董卓当时并未与汉献帝一同去长安而是留在了洛阳毕圭苑中。此后董卓的军队与曹操孙坚等反董势力先后在荥阳、梁县等地交战董卓直至次年农历四月才到长安。并且本回第6段讲董卓焚烧洛阳宫室“长东宫庭尽为焦土”长乐宫与未央宫齐名均为西汉建在其都长安的宫殿而不在东汉的都洛阳。故此句应改为“洛阳宫庭尽为焦土”。
2、第52回第4段讲刘备得荆州南郡后欲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玄德大喜遂问：‘四郡当先取何郡？’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事实上由荆州城（南郡江陵）往南先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后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长沙郡（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一近一远则在荆州城东南方向。并且零陵郡地跨湘江东西两岸郡城也处在湘江之东并非作者所谓“湘江之西。”故而可按逆时针方向的南征路线将此句改为：“荆州以南武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零陵；然后取桂阳长沙为后。”
3、第57回第9段写庞统到荆州城投靠刘备刘备对他说：“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二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耒阳时属桂阳郡其地在今湖南衡阳市所辖的耒阳市耒阳在荆州城（江陵）东南约九百里（指直线距离）而不是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荆州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则是在今湖北潜江、沙洋一带。
4、第57回第1段写周瑜取荆州不成便率军与吴候之弟孙瑜一同去取西川行至巴丘人报上流有刘封、关平截住水路。此时又接孔明书信周瑜被气死。巴丘即今湖南岳阳市巴丘在荆州城江陵下游周瑜由荆州城逆江而上去西川怎么能走到荆州城下游的巴丘呢？史实是：刘备借得荆州之前时任南郡太守的周瑜赴京（今江苏镇江）向孙权提出：他与奋威将军孙瑜一道去取益州（即作者所谓西川）夺汉中然后留孙瑜镇守并与凉州马结盟自己回师与孙权一同取襄阳北图中原。此建议得到孙权的批准。周瑜于是返回江陵欲将此计划付诸实施不料途中染病卒于巴丘。
四、误解地名含义例如：
1、“浙江”。
“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兵来安浙江’”（见第15回倒数第5段）显然作者将“浙江”理解为浙江省实际上“浙江”本为河流名即今钱塘江的旧称。唐置浙江东、西道“浙江”始用于政区名明置浙江省“浙江”才成为政区名称。浙江省之地在两汉及三国时分属吴郡和会稽郡。本回所讲孙策大战严白虎一事《三国志。吴志。孙策传》中相应的记载有“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一语故此处当改为“来安会稽”。
2、“陕西”。
“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见第13回第14段）。”这句话在《三国志。董卓传》中对应的记载是：“张济自陕和解之”《后汉书。董卓传》也有“张济自陕来和解”的记载这个“陕”字系指弘农郡陕县即今河南省的陕县、三门峡市一带而不是作者理解的陕西省。“陕”作为地名本来专指始设于秦的陕县及始设于北魏的陕州（二者治所均在今河南省陕县、三门峡市一带）。直至北宋置陕西路以后元置陕西省“陕”才逐渐成为今陕西省的简称。本回倒数第4段又出现“承、奉保驾（即董承、杨奉保汉献帝）走陕北”的叙述这个“陕北”也不是指陕西北部延安、榆林地区而是指陕县以北当时董承、杨奉在此保汉献帝渡黄河进入河东郡（在今山西省境内）。
3、“山东”。
第12回写曹操打败吕布夺得兖州本回倒数第2段及第13回第6段分别写道：“山东一境尽被曹操所得”“却说曹操平了山东”。作者显然将兖州等同于后来的山东省当时的兖州辖今山东省西南部和河南省东北部州治在今山东鄄城。山东省的东北部当时设青州且不是吕布的地盘。故而此两处的“山东”当改为“兖州”。还应指出的是山东最早并非行政区域的名称而是地域名称。秦汉三国时期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通常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春秋时的晋国、建都于平城时代的北魏、五代时的晋国以地居太行山以西故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这与始设于元代的山东省的地域范围相去甚远。
五、滥用后世地名
写历史当用历史事件生时的地名而作者却采用了大量的三国以后才出现的地名这正如写元朝时的作品管“大都”叫“北京”一样叫人笑话例如：
1、“东川”、“西川”及简称“川”或称“两川”
在书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如第59、66、67回等等。书中以四川为西川以汉中为东川。而当时管辖今川、滇、黔、渝三省市大部及甘、陕、鄂三省各一部的是益州刺史部。“东川”、“西川”是唐肃宗时设东川、西川节度使于后才出现的地名。北宋初年将东川路并入西川路又另置峡西路；后又合西川路、峡西路为川峡路。至宋真宗时又将川峡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元代设四川行省后“川”才成为四川省的简称。此前多以“蜀”作为今四川省中东部地区、重庆市及西南地区大部的简称。
还应注意的是这个治于成都益州刺史部的辖区内还设有一个益州郡在今云南境内。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乱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故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