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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古代女子七出之条
一曰：没有生儿子。
二曰：『淫』『荡』。
三曰：不能讨公婆的欢喜。
四曰：搬弄是非。
五曰：偷东西。
六曰：嫉妒。
七曰：得了恶疾。
七出之条 定义、源流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淫』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家族在对犯『淫』『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淫』『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宫廷惩罚『淫』『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至于、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