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俗，又有妇人所特有的成熟风韵，丈夫一死，寡妇门前是否就多。
这世事很操蛋，如果高旭救的是一个老太婆，或者是个钟无盐，人们或许会相信高旭的人工呼吸仅仅是一种救治之法而已。偏生这妇人却是娇柔熟媚之辈，在江阴城里又颇有艳名，人们便怀疑高旭的动机了。人不风流枉少年啊，何况高旭昔日的名声一蹋糊涂。天地良心，对高旭来说，这个随手救活的女子长得什么样他都忘了。
小女孩跑入家门，对那妇人道：“娘亲，阿浪要去杀那个人了。”
妇人听罢花容失色。
字（去读读），欢迎读者登录 qududu 阅读全最新章节。
………………………………
寂寞的小石湾（开篇必读）
寂寞的小石湾
夏坚勇著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明末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寂寞的小石湾（开篇必读）石湾依偎在江阴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却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物的老先生，他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现在已经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清军铁骑连折3王18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寂寞的小石湾（开篇必读）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着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10岁，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此诅骂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爆发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10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实是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南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偏又不听史可法调遣。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其为义子。之后他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史可法就先想着怎么死，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破。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象，统帅的悲观情绪将会如何软化这10万大军的脊梁。这支本已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御林军，无疑将更加沉重地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
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
仪式或早或迟总要走过场的，接下来是清兵攻城，几乎一蹴而就。史称的所谓“扬州十日”，其实真正的攻守战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没有把敌人“吓一跳”，也没有能“临死找个垫背的”，古城扬州的血雨腥风，不是两军惨烈的决斗，而是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弄到后来，连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节，也得靠敌人来成全。“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终于被俘。清豫王多铎劝降不成，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这中间，“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不惑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他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终于不纳。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营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战，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刀光血影面前，他那点孱弱的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化史上的轶闻。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复多尔衮书》，写得相当精彩，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关于这封回信背后的作者，历来有多种传说，但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回信，把史可法的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吟读之余，史可法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章都是两军决战前“羽檄交驰”的产物。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使曹操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病也因此痊愈。南朝梁学家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采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氏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章。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无论这篇章是不是史可法的手笔。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处征求书法高手执笔誊写。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也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门前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化人总是把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开封城陷，宋金议和，赵桓（钦宗）递降表，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好，“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桓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加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生活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乙酉（1645年）秋，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书画和歌吹人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化的渊薮，是令帝王、士、妓女们**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