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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汉使命-第4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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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刘正毕竟是学习诸葛亮的执政理念,其中有很多关键的地方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山寨的东西,就算是在技术层面上完成了突破,也难以掌握其中的核心技术。

    刘正以诸葛亮的执政理念为蓝本,由一相制度提升为五相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相权威胁君权的根本问题。

    梅园的五相制度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乍一看起来似乎很先进,其实不然。诸葛亮的一相制度确立之后,即便是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蜀汉依旧运转良好。

    这其中就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刘正对诸葛亮的执政理念一知半解,学起来就搞成了四不像。

    当刘正向诸葛亮请教执政理念的时候,他从立法,经济,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加以阐述:

    诸葛亮开宗明义的说道:“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

    为此,诸葛亮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他的执政方略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皇帝陵寝规模的严格控制上。这主要的用意是约束皇族,避免皇家的铺张浪费挤占太多的资源。

    其实这不是关键,这种举动的真正用意在于限制君权。只要皇族接受了这种限制,那就是相权的初步胜利。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轻的皇帝刘禅,并没有坐以待毙。经常搞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来试探。

    刘禅以天家子嗣不旺为由,钦采择秀女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这是蜀汉相权与君权的第一次较量。

    刘禅作为一国之君,皇妃的数量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还关系到了蜀汉的政治格局。更有可能导致外戚干政,这就不是董允所能决定的了。

    当时,蜀帝刘备由于夷陵战败的重大打击,决定潜心闭关修炼。蜀汉大统由嗣子刘禅继承。

    刘禅幼弱,诸葛亮作为首辅重臣,事无巨细,皆由他一人专之。政事无巨细,都出自于丞相府。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的大、小官员皆以他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持身正,方能约束君!这是诸葛亮的肺腑之言。他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蜀汉新主刘禅的错失,就在于拥有了说话的底气。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蜀帝刘备由汉中破剑阁。在益州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新国当有新气象,春雷一声响,万物定复苏!

    然而益州几十年来一直为刘焉父子所统治。所以法令废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强。鼎鼎大名的西川派和东川派,就是益州派系中的两大领头羊。

    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不仅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制霸西川的企图,还让东川派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

    形势比人强,蜀帝刘备猛龙过江。使得西川派发生了变化,吴班兄弟献妹结亲,从而摘除了派系烙印。

    益州吴家的叛离阵营,迫使西川派与东川派放弃了私人恩怨合而为一,从而变成了左右蜀汉政局的新兴政治势力益州派。

    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苛法峻刑才能厘清上下。然而刘璋治蜀以宽,而蜀汉正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的基础之上。

    这就导致官民之间秩序混乱,君臣之间理政无道,不仅紊乱了“纲纪”,还造成了私刑泛滥的恶果。

    诸葛亮说道:“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将生!”

    这其中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则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诸葛亮认为只有治蜀以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荒唐局面。也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变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态。

    君臣之道,须得遵纲守纪。这就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截然不同。

    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法制立则国家兴盛繁荣,法制废则鼠辈横行无忌。

    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以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这就是法制使然。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认真的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

    诸葛亮抑扬顿挫的诵道:“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陛下虽拥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加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攘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方是为政之道。”

    诸葛亮为了强调立制的关键前提在于立法,直接引用了他当年的劝谏表中的这段话。将国也如同将兵,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刘正总算是懂了法不可废!

 第832章 法令难行

    诸葛亮结束了长篇大论,最后总结说道:“刘庄主,我的执政理念是虚君实相,法制先行;廉政为主,上行下效!”

    “孔明,你搞得那么复杂做什么呢?”周瑜问道。

    “公瑾,孔明所说的这十六字大略,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以身作则!”刘正说道:“只是这人无完人,想要以身作则简直比登天还难哪?”

    “对啊!孔明,我想你当年带兵打仗的时候,其实根本就做不到以身作则吧?”周瑜问道:“你可曾拿起刀枪斩杀过魏军将士吗?”

    “没有!”诸葛亮回答说。

    “这就对了!”刘正说道:“贤臣如诸葛亮者,尚且不能冲锋陷阵以激励军心士气;不肖之辈何其多,以道德约束百官,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哪?”

    刘正明白了诸葛亮为什么会失败了。让一群根本就做不到以身作则的人去约束皇帝,就等于让那些人从国库扒拉东西。天子吃糠咽菜成常态,百官却是改善生活。

    这能不导致君臣对立吗?

    用道德水准约束相权,皇帝能放心吗?

    皇位只有一个,能登顶九五至尊的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权谋。丞相拥有限制君权的制度,还动不动就拿古之贤君说事。可是到了自家身上,却要大打折扣。

    即便是道德楷模诸葛亮,也没有带着士兵冲锋的本事。以身作则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就像后世有人称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则天下可定。

    文官不爱财,只是在个人享乐方面存在缺憾;可是武将不怕死,意味着上了战场就得领头冲锋。冲一回可以侥幸不死,但也架不住连番血战哪?

    这里面只说明了一个核心武将也是怕死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打必死之仗。

    军队的作用在于震慑,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将士不用死而得开疆拓土之功,何乐而不为呢?

    “孔明,怪不得你六出祁山没有什么大作为呢?”周瑜恍然大悟的说道:“你的用兵方略,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周瑜为了说服诸葛亮,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谋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公瑾,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六出祁山吗?”诸葛亮问道。

    “愿闻其详!”周瑜说道。

    “以攻代守!”诸葛亮缓缓的说出了四个字。接着他又开始详细的解释。

    益州乃是天府之国,其民风彪悍善斗。若无外患,必有内忧!蜀人之斗,其绵延时日之长,令为政者心惊。

    这才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大治蜀未治。人心不定,争斗几时休?

    诸葛亮治蜀,尚法古之商君,欲以公战代替私斗,化解益州世家之争。刑杀不祥,不可滥用。更何况南有九黎遗民,北有强魏寇边。

    蜀地多山,良田有限。再加上气候温和,最适合人类生存。土地有限而人口增长无限,人地矛盾极其突出。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外面的人和资源进不去,益州百姓想出来也是困难重重的。

    这样一来,只要安宁百十年,益州人口注定翻番。人口了就得向森林索地,毁林开荒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可是以益州的气候条件,毁林开荒必定会造成水土流失。更何况山坡整地,水利灌溉的难度会呈直线上升。

    雨季涝灾,肥沃的土壤被冲刷干净。庄稼无处扎根,又哪来的收成呢?

    靠天吃饭,根本就不可能!

    想要活着,就只能争地。小族小打,大族大打;打的话还有一线生机,不打的话大家都得饿死。

    诸葛亮治蜀,想要一碗水端平都做不到。毕竟土地只有那么多,想要易地安置都不成。即便是益州世家愿意接受调解,蜀汉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是让谁饿死的难题,基本上无解。

    自古益州之乱,均由益州百姓自发参与。打到大家都能活下去,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可以蜀地的病却无法根治。毕竟人多地少的矛盾会持续不断的出现。

    华夏天灾无数,未曾听说过有益州百姓逃荒的故事。反倒是中原一带的百姓,每逢乱世必定向南迁移。难道是益州百姓不想躲避战乱吗?

    实在是想走的人走不了,向南是九黎百姓的族居地。山民的靠山吃山,益州百姓无法适应。向北是物华天宝的中原,战事频发。

    诸葛亮没有能力向山要地,也就没有本事化解益州世家的恩怨情仇。中原百姓活不下去了,还能向四面八方逃荒。益州百姓活不下去了,就只能拿附近的对手开刀。

    村寨之间的械斗,呼朋唤友大打出手。规模会越来越大,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直到土地够用了,才会休战。

    诸葛亮以商君之法约束百姓,却是治标不治本。

    既然人地矛盾无法解决,那就只能在单产上花力气,下功夫。让同等面积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

    可是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有限,根本就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既然注定要有人战死,就得改变争斗的方式。

    诸葛亮决定六出祁山,最大的目标不是战胜强魏,而是要借助战争缓解人口压力。这才有了让马谡当道下寨守街亭。

    也是诸葛亮太过于着急了。当年商君之所以能够借助战争化解人口压力,是因为多年的秦魏之争已经让老秦人忍无可忍。

    可是益州不一样,四面环山的有效防御,大环境过于安逸。诸葛亮想把益州百姓当成老秦人一般使唤,注定会大失所望。

    益州百姓内部械斗,利益立竿见影。可是街亭死战,有多少好处谁也不知道。

 第833章 经济措施

    益州百姓为了生存而战,那份勇气与血性自然是令人无话可说。

    然而莫名其妙的到街亭血战,作为主将的马谡就无法理解了。

    马谡应该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他的排兵布阵,严格的遵循了孙子兵法的用兵之要。根据战后统计,街亭战败,益州兵主力仍在。

    诸葛亮想要借助街亭之战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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