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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就去罢。我想这一次用钱有点靠不住。”
总理自然愿意他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他不但可以省一顿客饭，并且可以得着那桩案件的最近消息。他说：“要去还得快些去，饭后他是常出门的。你就在外头随便吃些东西罢。可恶的厨子，教他做一顿饭到大半天还没做出来！”他故意叫人来骂了几句，又吩咐给二爷雇车。不一会，车雇得了，二爷站起来顺便问总理说：“芙蓉的事情和谐罢？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总理听见他这话，脸上便现出不安的状态。他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和你细谈那事，回头再给你说罢。”他又对二爷说：“你快去快回来，今晚上在我这里吃晚饭罢。我请了一位黄先生，正要你来陪。国仁有工夫，也请他来。”
二爷坐上车，匆匆地到国仁那里去了。总理没有送客出门，自己吸着水烟，回到上房。当差的进客厅里来，把桌上茶杯里的茶倒了，然后把它们搁在架上。客厅里现在又寂静了。我们只能从壁上的镜子里看见街上行人的反影；其中看见时髦的女人开着汽车从窗外经过，车上只坐着她的爱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车上那只畜生不时伸出头来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阔人的狗！它的吠声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也可以听见。
时辰钟刚敲过三下，客厅里又热闹起来了。民生工厂的庶务长魏先生领着一对乡下夫妇进来，指示他们总理客厅里的陈设。乡下人看见当中二块匾就连想到他们的大宗祠里也悬着像旁边两块一样的东西，听说是皇帝赐给他们第几代的祖先的。总理客厅里的大小自鸣钟、新旧古董和一切的陈设，教他们心里想着就是皇帝金銮殿也不过是这般布置而已。
他们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身边的东西，心里有的是赞羡。
魏先生对他们说：“我对你们说，你们不信，现在理会了。我们的总理是个有身家有名誉的财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们两人的造化。她若嫁给总理做姨太，你们不但不愁没得吃的、穿的、住的，就是将来你们那个小狗儿要做一任县知事也不难。”
老头子说：“好倒很好，不过芙蓉是从小养来给小狗儿做媳妇，若是把她嫁了，我们不免要吃她外家的官司。”
老婆子说：“我们送她到工厂去也是为要使她学些手艺，好教我们多收些钱财；现在既然是总理财主要她，我们只得怨小狗儿没福气。总理财主如能吃得起官司，又保得我们的小狗儿做个营长、旅长，那我们就可以要一点财礼为他另娶一个回来。我说魏老爷呀，营长是不是管得着县知事？您方才说总理财主可以给小狗儿一个县知事做，我想还不如做个营长、旅长更好。现在做县知事的都要受气，听说营长还可以升到督办那。”
魏先生说：“只要你们答应，天大的官司，咱们总理都吃得起。你看咱们总理几位姨太的亲戚没有一个不是当阔差事的。小狗儿如肯把芙蓉让给总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说是营长、旅长，他要什么就得什么。”
老头子是个明理知礼的人，他虽然不大愿意，却也不敢违忤魏先生的意思。他说：“无论如何，咱们两个老伙什是不能完全做主的。这个还得问问芙蓉，看她自己愿意不愿意。”
魏先生立时回答他说：“芙蓉一定愿意。只要你们两个人答应，一切的都好办了。她昨晚已在这里上房住一宿，若不愿意，她肯么？”
老头子听见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兴。魏先生知道他的神气不对，赶快对他说明工厂里的习惯，女工可以被雇到厂外做活去。总理也有权柄调女工到家里当差，譬如翠花、菱花们，都是常留在家里做工的。昨晚上刚巧总理太太有点活要芙蓉来做，所以住了一宿，并没有别的缘故。
芙蓉的公姑请求叫她出来把事由说个明白，问她到底愿意不愿意。不一会，翠花领着芙蓉进到客厅里。她一见着两位老人家，便长跪在地上哭个不休。她嚷着说：“我的爹妈，快带我回家去罢，我不能在这里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妇。我决不能依从他。他有钱也不能买我的志向。……”
她的声音可以从窗户传达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劝她不要放声哭，有话好好地说。老婆子把她扶起来，她咒骂了一场，气泄过了，声音也渐渐低下去。
老婆子到底是个贪求富贵的人，她把芙蓉拉到身边，细声对她劝说，说她若是嫁给总理财主，家里就有这样好处，那样好处。但她至终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给人做姨太的主意。她宁愿回家跟着小狗儿过日子。
魏先生虽然把她劝不过来，心里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过会，芙蓉便随着她的公姑回到乡间去。魏先生把总理请出来，对他说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罢，反正厂里短不了比她好看的女人。总理也骂她是个不识抬举的贱人，说她昨夜和早晨怎样在上房吵闹。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的时候，从她面前经过，又被她侮辱了一顿。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厂去，把芙容的名字开除，还教他从工厂的临时费支出几十块钱送给她家人，教他们不要播扬这事。
五点钟过了。几个警察来到费总理家的门房，费家的人个个都捏着一把汗，心里以为是芙容同着她的公姑到警察厅去上诉，现在来传人了。警察们倒不像来传人的样子。他们只报告说：“上头有话，明天欢迎总司令、总指挥，各家各户都得挂旗。”费家的大小这才放了心。
当差的说：“前几天欢送大帅，你们要人挂旗；明天欢迎总司令，又要挂旗，整天挂旗，有什么意思？”
“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们只得照传。不过明天千万别挂五色国旗，现在改用海军旗做国旗。”
“那里找海军旗去？这都是你们警厅的主意，一会儿要人挂这样的旗，一会儿又要人挂那样的旗。”
“我们也管不了。上头说挂龙旗，我们便教挂龙旗；上头说挂红旗，我们也得照传，教挂红旗。”
警察叮咛一会，又往别家通告去了。客厅的大镜里已经映着街上一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门口挂着两面二丈四长、垂到地上的党国大旗。那旗比新华门平时所用的还要大，从远地看来，几乎令人以为是一所很重要的行政机关。
掌灯的时候到了。费总理的客厅里安排着一席酒，是为日间参观工厂的黄先生预备的。还是庶务长魏先生先到。他把方才总理吩咐他去办的事情都办妥了。他又对总理说他已买了两面新的国旗。总理说他不该买新的，费那么些钱，他说应当到估衣铺去搜罗。原来总理以为新的国旗可以到估衣铺去买。
二爷也到了。从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的消息是不坏的。他从袖里掏出几本书来，对费总理说：“国仁今晚要搭专车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来了。他教我把这几本书带来给你看。他说此后要在社会上做事，非能背诵这里头的字句不成。这是新颁的《圣经》，一点一画也不许人改易的。”
他虽然说得如此郑重，总理却慢慢地取过来翻了几遍。他在无意中翻出“民生主义”几个字，不觉狂喜起来，对二爷说：“咱们民生工厂不就是民生主义么？”
“有理有理。咱们的见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爷又对总理说国仁已把事情办妥，前途大概没有什么危险。
总理把几本书也放在《孝经》、《治家格言》等书上头。也许客厅的那一个犄角就是他的图书馆！他没有别的地方藏书。
黄先生也到了，他对于总理所办的工厂十分赞美，总理也谦让了几句，还对他说他的工厂与民生主义的关系。黄先生越发佩服他是个当代的社会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总理的同志。他想他能与总理同席，是一桩非常荣幸可以记在参观日记上头、将来出版公布的事体。他自然也很羡慕总理的阔绰。心里想着，若不是财主，也做不了像他那样的慈善家。他心中最后的结论以为若不是财主，就没有做慈善家的资格。可不是！
宾主入席，畅快地吃喝了一顿，到十点左右，各自散去。客厅里现在只剩下几个当差的在那里收拾杯盘。器具摩荡的声音与从窗外送来那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的留声机唱片的声音混在一起。
（原载1928年《小说月报》19卷11号）
解放者
大碗居前的露店里坐满了车夫和小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个时辰，连窗户外也没有一个空座。绍慈也不短到那里去。他注意个个往来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户的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烟，眼睛不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好像在侦察什么案情一样。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里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学习。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头来偷听窗户里头的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的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的注意。从那二位的声音听来。他觉得像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窗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的大悲院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的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的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罢。那女教员头上梳着琶琶头，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的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那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的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极苦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趁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冗睡的进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的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钟，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的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的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来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的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澎涨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反清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的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的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像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的遗体，但都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拿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枝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