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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独立性在虚构，只不过这种虚构是艺术意义上的。在质感上，虚构的文学，其真实性总是大于局部的生活真实。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语的，所有试图进入生活本身或者人生本身的叙事方式都存在虚构。叙事是一把尺子，尺子的长度是有限的，生活与人生是无限的，想要知道生活本身有多长，想要了解人生的长度，唯有在尺子量得某些基本尺寸后，再通过虚构才能达到。《蟠虺》中的曾侯乙尊盘也是一把尺子，也在丈量人生，更在丈量历史与现实。小说也应当像曾侯乙尊盘那样，经得起岁月的消磨，也经得起世俗的尘封，等到白发苍苍时，还能轻言细语与孙辈不时提起，且不觉得愧疚。
古往今来，将文学作为获取功利的工具之人从来不在少数。好在文学的生生不息与那些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是由那些利欲熏心的家伙说了算。有人想当明星，想天天活在媒体娱乐版上；有人想做有钱人，想夜夜泡在花天酒地里；那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好了。文学正如历久弥坚、大彻大悟的青铜重器。与这样的文学匹配的作家注定只能是金庸笔下的“扫地僧”。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二号于东湖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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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青春致敬
《赤壁》成稿于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那段时光里，自己的心情飘忽不定，好时好得不得了，一旦坏起来，连向佛的念头都曾有过。
黄州是我的出生地。很多年后，我从客居的山中小县搬回命定故乡的古城。
一九九一年中秋节的第二天，刚刚离休的父亲来黄州，带我到那条叫八卦井的小街上，将当地公安局宿舍指给我看，才晓得母亲就是在这小楼上生下我的。
这小楼当年是黄冈地委招待所，离我此时工作的黄冈地区群艺馆仅隔一座小街的拐角。
当然，离得更近的是东坡赤壁，站在三楼办公室，不必举目四望，只要吹一口气，就能惊动二赋堂或坡仙亭中的老老先生。
那时候真是年轻，所有的想法都像赤壁山上的青枝绿叶，一天不生长都是不可能的。
哪怕自己只是习惯性地站在窗后，对着红墙之内属于东坡赤壁的快意飞檐、幽情石阶发呆，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呆模样。
正是日复一日地面对东坡赤壁，才有了这部《赤壁》。怪就怪在小说写成后，除了在当地一家金融单位的内刊发了一下，自己竟然没有交给任何一家正经的文学期刊。
那时候，因为《凤凰琴》等一系列小说的发表，每天都会收到约稿信，在供需极度不平衡时，为什么这篇《赤壁》从头到尾都没有寄出过？
想起来，既往的写作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赤壁》却不是，至少在心里我对她明显存有显而易见的偏爱。
若用于人事，任何偏爱都免不了招来闪失。放在文学作品中，偏爱本应当使作者对其多做一些动作，似这样像养个老姑娘一样对待自己的偏爱之作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有出版社要出版个人文集，在整理旧作时，将《赤壁》找了出来，搜肠刮肚地想，才找到丁点缘由：当初那家内刊编辑有过要求，暂时不给公开发行的刊物。
实际上那家内刊才是真的
“暂时”，只维持了两三年，就消失在江湖中。作为小说的《赤壁》却一下子
“暂时”了二十三年。二〇一五年秋天在广西碰到《作家》杂志的王小王，被她索要中短篇小说。
《作家》是本好杂志，自己从未有作品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偏偏自己已有十几年没写中短篇小说了，于是就信口将《赤壁》的情况说了。
她一秒钟也不停顿地开口要了。回到武汉家中，交稿的那一刻，与一向交出新作时相比，心里忽然多出许多惆怅。
曾经答应将藏了多年的五十年茅台酒与朋友分享，真的拧开瓶盖时，心中多有不舍，又没其他办法，只好用二两的酒力喝下三两去。
作品与作者之间的不舍，无法用这种可以量化的蠢办法来衡量。好在《赤壁》是旧作，旧时情愫越到后来越让人难以释怀。
在文学上，一个人的成熟，也即抵达浪漫旅途的终点。目的地到了，为了目的的过程就变成了记忆。
二十几年后，让人有机会再向青春致敬一次，这该是《赤壁》透露并告知的文学长存的理由。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四日于东湖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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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辩论
文学创作不是无的放矢，在社会中，文学是对时光中破碎记忆的不断修补与完善。对个人来说，则是对有限生命的无限想象。
一九九二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在写作中，伪细节会毁掉读者与写作者的契约。
而伪感情，则会毁掉写作者与文学既有的默契。
当年没有续写，并不等于说，我永远都不想写了。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三个字，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汶川县一位叫樊晓霞的老师，结婚十四年，一直在高山教学点教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县城与在中学教书的丈夫团聚。两口子经常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县城里的映秀小学，刚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一九九二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
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的某一时刻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那位樊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正好一些读者所说，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为乡村守护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待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认识一个字。正如日日夜夜守护乡村的几百万名民办教师，如果没有这中国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们勉力践行，中国社会除了多出亿万文盲外，不会再有别的可能。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好小说，应当是公正的写作，应当是温暖的写作。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文学就是与流行生活辩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能主动放弃关注重大事态的能力。
文学是抵抗死亡，拒绝遗忘的最后防线。
能够抵抗文学被死亡和被遗忘的恰恰不应当是流俗，而是文学精神的清洁与高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于斯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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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口琴的当代史
有个问题：在逻辑与经验面前，我们会做如何选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那部中篇小说《凤凰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也是从这开始，我便有了没完没了的口舌之烦。特别是与陌生人相见，听他们热情复述，说《凤凰琴》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其中民办教师在升国旗时，用口琴吹奏国歌的场景尤为感人等等。每次听完，我不得不说对方，不是看的小说，而是看的电影。因为小说中，升国旗时，民办教师们是用笛子吹奏国歌，到了电影里，才被改为口琴。对一般人，这种判断是对的。换了那些真正读过小说的，也这样说，而且还再三强调，电影大不如小说原著，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何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口琴，会出现在将小说读得很深刻的这些人的记忆里？
通常情况下，看上去人们总在强调逻辑，实际上是在下意识地依赖经验。
《凤凰琴》首映式在北京举行的那年，我坦率地告诉该电影的一位主创人员：他并不了解民办教师，从本质上讲，他是在用城市生活经验来阐述乡村，因而不晓得在城市生活中随便得不能再随便的口琴，在乡村里却是极度奢华，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唯有从田野上生长出来的竹笛，用它的声音来呼应乡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对改编电影的遗憾，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所以，我一直将电影《凤凰琴》当成小说《凤凰琴》的都市版。
多年之后，在写作《音乐小屋》时，我丝毫不曾记起，曾经有过这段与口琴的无缘之缘。直到此时此刻，因为要写创作谈，才想起来，于是在心里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