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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行了，别撅着了。”刘堂春对孙立恩一脸坚毅的表情表示了不屑，“把你叫来呢，主要是安排一下你入学之后的事情。现在虽然才12月，但是要等六月进组就有点晚了。我和周军商量了一下，从明天开始，你就到课题组去报道。”
“明天就去？”孙立恩有些楞，“可是值班……”
“这是给你小子开的特例。”刘堂春一脸严肃道，“反正抢救室你一时半会回不去了。就算每天出急诊门诊，没有处方权也不方便——周军总不能为了给你签字天天在医院里泡着吧？”
又是处方权的事儿。孙立恩叹了口气，没有处方权，要给患者做什么紧急处理都得先找个上级医生来监督。要开个药都得先去找人签字。这不光是麻烦的问题了——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又来不及找上级医生，孙立恩就得冒着无证行医的风险去救人。往大了说，这都算的上刑事犯罪了。
“明天开始，医务处会把你和周军的排班表调成一样的。”刘堂春安排道，“你就当他的小跟屁虫好了。他来医院你也跟着来，他去学院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去。平时用他的处方权，在学院里就老老实实跟着他先熟悉课题组——不许偷懒啊！”刘堂春严肃道，“你研二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到时候我要是发现你小子基础不牢，那你就等着挨收拾吧！”
医学院里的这群老东西们各个都是封建家长制作风，让你往东就绝对不许你往西。哪怕在脑子里想想都不行。虽说这样很容易造成学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容易产生“扼制学术创新”的问题。但如果双方关系一开始就比较融洽，比如像刘堂春和孙立恩这样，封建家长作风就未必见得会是什么坏事。一个尽心尽力什么都会照顾，而另一个感恩戴德对安排照单全收。
所以说，有时候角度稍微变化一下，坏事也许就会变成一件好事。而有时候，好事发生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往往会引起一堆坏事。
比如正在昏迷中的杨建强，免疫系统重新恢复正常运转，导致的结果是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脑部水肿区进展很快，已经开始出现积脓现象了。”周军拿着二十分钟前刚刚重拍的ct图片，面色极为严峻。
免疫系统不是可以拿在小朋友手上随便推来推去的玩具车。这一系统的启动和停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哪怕已经增加了激素用量，但杨建强的免疫系统仍然再继续增强中。距离免疫高峰期大概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在那之后，激素才能把他的免疫系统重新抑制回到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杨建强的免疫反应还将会继续增强一些。以目前ct图片来看，那八个水肿区中已经有四个产生了积脓。虽然现在脓液的量还不算很大，但照着这个速度下去，在他的免疫系统被抑制下来之前，颅内的脓液就会对他的大脑造成极大压力，中线移位或者脑疝都是极有可能的。极端一点，甚至可能会出现诸如脑白质裂伤之类的问题。
而这还不算其他潜藏在各个器官中的感染。周军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杨建强，又叹了口气。
尽管prc的证据还没有出来，但看着这些症状，周军也认同了孙立恩的看法。这的确是一例少见的弓形虫感染患者，而且很明显被感染的器官不只是脑部而已——这是个全身感染的病例。
弓形虫脑病本身其实预后还算不错，只要能及时使用磺胺嘧啶和乙胺嘧啶进行针对治疗，大部分患者都可以平安出院。但前提条件是，脓肿只有一个，而且发病时就已经基本稳定了下来，同时没有其他器官感染弓形虫。
八个水肿区里有四个脓肿，其他器官的感染情况暂不明确。这两条加在一起，杨建强的生存几率就从之前的大约70一路下滑，至于他究竟能有几分机会……周军最乐观的预计在大概10左右。
九死一生，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并不是周军性格偏向保守所以低估了这个概率，实际上，10这个数据，是在院内多科室联合会诊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很麻烦。”icu的医生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生命体征是否稳定，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支持手段。就算上了eo，维持住了他的心肺功能甚至肝肾功能，但如果不能解决脑脓肿，撤了设备这个人还是得死。把情况拖住没问题，这个我们擅长，但是有没有拖的必要？”
柳平川代表神经外科也参与了会诊，他的态度比较积极，“可以通过取样针抽取的方法，抽出积脓，缓解颅内压力。做手术的把握我们有，但是麻烦就麻烦在术中损伤。而且，这个位置……”他用激光笔指了指投影仪上靠近颅底部分的区域，“这里没办法入手，术中风险太大了。”
传染科的医生们则给出了一个不算太好的消息，“就算联用磺胺嘧啶和乙胺嘧啶，不考虑药物杀伤弓形体的速度，就算要让药物穿越脑血屏障，血液浓度到达顶峰也需要最少三个小时。现在给药，时间上恐怕也来不及。”
会议室里一阵安静，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就算按照弓形虫感染治疗，以现在的病情恶化速度估算，杨建强还是活不下来。就算神外顶着巨大风险缓解了他的颅内压力，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仍然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那个靠近颅底区域的水肿区是无法手术的。一旦这个位置的水肿变成了脓肿，并且开始挤压脑干，那可真是绝对救不回来的。
“放射行不行？”就在众人沉默的时候，周军忽然想起了孙立恩的建议。那个看似荒唐的放射疗法建议，成了现在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用放射治疗压制颅内弓形体，至少还能给我们抢出一些治疗时间。”
“剂量不太好确定，不过理论上或许可行。”柳平川身为神外大主任，平时接触的脑癌患者也不在少数。他对于颅脑放射不算陌生，粗略估计了一下之后，柳平川顿时来了劲。“请肿瘤科的医生们来看看吧。”
“周主任！”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推开，没日没夜查了一天资料的袁平安闯了进来。他脸上挂着巨大的黑眼圈，头发乱的像是被猫刨过一样。但外观的缺陷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兴奋，“我查到了！患者应该是弓形虫脑病！”
第195章 伽马刀
袁平安作为一个急诊科医生，确实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在住院医师级别的时候，这种缺陷会被上级医生的督导和关注而化解。但是当他逐渐晋升到了住院总医师，需要开始独自一人承担诊治工作的时候，他的缺陷就开始逐渐暴露了出来。
这个缺陷，用朱敏华的话来说就是“过度专注”。而在周军看来，袁平安的问题在于“没有多任务并行处理能力”。
他实在是太像一个专科医生了。
急诊科每天要来多少病人？这些病人里有多少可能是疑难杂症？在急诊科主任的眼里，一个优秀的急诊医生绝不能和专科医生一样，为了一个病人就把手上所有的工作都扔下不管，然后一门心思去死磕一个症状。
这是对其他同事和患者的不负责任。
虽然现在袁平安还在和科室磨合，要马上让他成为战斗力并不现实。但周军已经明白了朱敏华把袁平安扔到宁远来的主要原因——同样是诊断罕见患者，你看看人家孙立恩！
所以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明明是个优秀的急诊医生，只要能分清楚平时工作的重心和倾向就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和孙立恩这个带着外挂的家伙一比，顿时成了需要下放到基层医院重新锻炼的角色。
而另一方面，袁平安对自己的表现其实相当满意。毕竟，能捋清楚杨建强的疾病类型，发病顺序，病情快速进展的原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如果不是查阅了国内外近百篇病例报告，并且将免疫方案调整和病情联系在一起进行大胆推测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凭空猜到正确答案。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上述一系列关键串在一起，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诊断方案和治疗建议，袁平安的能力绝对不弱——至少对得起同协这块招牌。
可人……说白了，是一种会麻痹的动物。就像乒乓球的削球手一样，在其他国家，一个有着中国各省省队能力的选手绝对能吸引住不少人的眼球。但你把这个选手放到中国来，大概没几个人会注意到他的技术——国家队知道么？我们都看腻歪了。你一个外国削球手，再厉害能打得过国家队？不存在的。
袁平安就是这样一个削球手。他被自己的教练极其残忍的扔到了一个“连不懂球的胖子都是世界冠军”的地方。然后接受着来自国家队各路人马的鄙视。
真的不怪他，只是和孙立恩比起来，袁平安实在是有些……太普通了。
“治疗方案是什么？”周军皱了皱眉头，但却没有说什么其他的。看袁平安的脸色就知道，自从杨建强被送到医院开始，袁平安恐怕就一直在查资料。就凭这个工作态度，他也实在说不出什么批评的话来。
“不能用磺胺嘧啶，速度太慢了。”袁平安没察觉到会议室里有些奇怪的气氛，他仍然沉浸在自己发现问题的成就上。“我建议，做放疗。”
这个治疗方案，袁平安斟酌了很久。他也清楚，这种治疗方案本身会引起多大的争议。但综合了众多资料和文献后，袁平安认定，目前起效最快，而且具有足够特异性的治疗手段，就只有放疗了——根据资料，通过0。46kGy/min，总剂量0。55kGy的γ辐射后，至少可以有效遏制弓形虫的繁殖，并且还能够阻止弓形虫在人脑内形成包囊。
不过，这个治疗方案，还有很大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人用放疗治疗过弓形虫感染，γ射线对弓形虫有抑制作用的资料，仅限于动物实验中。0。55kGy的放射量在人体上是否足够抑制弓形虫繁殖，被辐射过的虫体是否会快速死亡从而激发更严重的免疫反应，这么大的剂量会不会引起患者的强烈不适，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而最麻烦的问题在于，作为以前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治疗手段，γ射线放疗灭杀弓形虫治疗术属于“国内首创”的治疗手段。按照相应法规，在进行这种治疗手段之前，需要首先经由家属同意，并且报科室主任签字，召开伦理道德委员会审查，并且还要上报给省卫健委等待审核批准。
要是有这么多时间，周军就不用纠结这种问题了——直接上磺胺嘧啶就行。现在是非常状态，要用非常手段才行。
“先去和家属谈话。”周军着重听取了一下袁平安关于放射剂量的说明。0。55kGy的放射量可不算小了。550Gy的放射量几乎是一般小型肿瘤的处方放射剂量的十倍。甚至超过了一般建议的累积放射上限300Gy。虽然考虑到这些弓形虫动物实验中的辐照源，大多使用的并非指向性极强的γ刀，因此剂量上会高出不少。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治疗手段。
在场的都是来会诊的专家主任，和家属谈话这种事情当然只能交给场内级别最低的年轻医生。于是，刚刚闯入会议室的袁平安就这么被顺理成章的抓了壮丁。
“你去找孙立恩，带着他一起去做家属谈话。”临出门的时候，周军特意嘱咐了一句。对杨建强使用伽马刀治疗风险极大，但却是目前来看唯一能够赶得上时间的治疗方案。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必须要说明透彻，患者家属才能做出最符合患者利益的决定。而袁平安这个人嘛……周军不太放心。虽然孙立恩远比袁平安年轻，但几次和家属的谈话中，孙立恩都能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让孙立恩跟着一起去谈话，也许有助于医患双方更好的交流。
周军打发走了袁平安，开始和影像科以及核医学治疗科的专家们讨论起了放射剂量问题。550Gy的放射剂量几乎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剂量减弱到多少仍然能保证对弓形虫的杀伤，这就需要专家们大量查阅资料并且进行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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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做放疗？”孙立恩在回第九诊室的路上被袁平安堵了个正着。等他听到了谈话内容和方向之后，孙立恩显得格外震惊。虽然他一开始提出了做放疗的建议，但那只是他的一个“不成熟的设想”，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孙立恩的主要目的是想提醒周军患者情况严重。利用γ射线进行精确辐照属于核医学领域中的常用治疗手段之一，但核医学的内容专业性极强，孙立恩对这一手段的了解很少。可就算是了解的少，孙立恩也知道，用γ射线治疗弓形虫脑病绝对是剑走偏锋——这就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办法。
“这一方面的临床研究基本为零。就连辐照的剂量数据都只是做过动物体外实验而已……而且走的还是减毒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