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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为了这场手术，第四中心医院决定启用刚购入的ROSA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
这次的手术创口多，位置深，仅靠神经外科医生的双手，很明显是无法达到所需的精度的——就算前几个虫囊可以依靠徐有容稳定的双手取出，但谁都不知道徐有容双手的稳定能保持多久。
一旦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徐有容的双手失去了稳定，锋利的取样针就会伤及到正常脑组织，或者戳破脑内动脉造成严重的出血。这种失误，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ROSA系统我在美国用过几次，但不算特别熟练。”徐有容伸了个懒腰，然后重新把散开的头发拢回了耳朵后面。“这几天我一直在练习，所以也没什么时间来急诊。”
孙立恩根本没听过ROSA是什么，不过他倒是听说院里有一套达芬奇系统。他好奇的问道，“院里不是有达芬奇么？为什么不用那个？”
“那种用来做胸腔和腹腔手术的东西，精度不够。”不用徐有容回答，袁平安直接回答道，“而且达芬奇也做不到动脉内行走，要做神经外科手术，那坨东西就是废铁。”
说起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定位还真的有些尴尬。作为先进设备被引入到国内之后，达芬奇机器人水土不服的现象表现的比大家一开始估计的还要严重。胸腹腔手术时，达芬奇虽然能够做到创伤更小，恢复更快等等优势，但达芬奇手术尚未进入医保覆盖范围。很多商业保险也不会对这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进行覆盖。而和一般的腹腔镜手术比，达芬奇的优势又没有大到“革命性颠覆”的地步。
而达芬奇系统的另一个巨大优势——远程手术支持就更没什么意义了。能够买得起达芬奇的医院，没有一家是菜鸡，大家都很能打，根本不用叫外援。而需要手术支持的医院却买不起这套设备，需要专家操刀的手术，要么把病人转送到高等级医院，要么请专家来本院进行手术。远程手术支持虽然是个大卖点，可现实中却根本用不上。
虽然现在靠着5G技术，大医院之间可以做到互相远程达芬奇会诊甚至手术，但这种案例毕竟还是少数——专家来回飞机票可比一台达芬奇和一堆后续支持服务便宜太多了。
第222章 科研
日子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一天中的每一秒似乎都有一年那么长。而有时候，半个月也不过转眼而已。
而孙立恩这些天的经历，就像是转了一眼一样。
自从值班时间被调整到和周军一致之后，孙立恩一下就多出了不少空闲时间。不开玩笑，三线医生突然享受起了一线医生的值班频率。从一周六天上班，变成一周上三天班，能够一下就适应这种变化的人根本不存在。
只不过，调整了值班顺序，并不意味着孙立恩就能彻底放羊了。每周一三五跟着周军一起去医院，二四六日则得去实验室里泡着。原本一周还有一天休息日，现在可好，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
孙立恩对这种安排当然是有些不满意的，换成谁都不会喜欢一周七天，每天都要工作的生活。但孙立恩却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直接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原因很简单——周军也是这么干的。
孙立恩自己还没有做过开题报告，也没有人来告诉他应该研究什么项目。而周军作为刘堂春这个实验室中主管教学的副教授，虽然平时也负责开题。但孙立恩明年才入学，现在整个实验室里也实在是没有能够交给他的课题项目。
思来想去，周军决定先让孙立恩参与到一个基本已经快完成了的项目中。至少让孙立恩先初步开始接触科研项目，逐渐建立起一些经验。这样之后再转入其他的项目里，孙立恩也不至于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所以你现在主要是搞心肺复苏方向的研究？”宿舍里，曹博士和孙立恩坐在客厅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好几瓶啤酒。孙立恩朋友圈里的那条照片已经发出去了半个月，造成的影响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曹博士实在有些挨不住了——整个实验室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惹到女朋友的时候得跪着回话。因此，曹博士决定请孙立恩喝上一顿，然后威逼利诱他删掉照片。只是这个目的似乎早就被他忘在了脑后，他开始对孙立恩参与的项目好奇了起来。
“我其实就是个打杂的。”孙立恩喝了口啤酒，明天是周日，他不用去医院值班。所以喝起酒来也没什么心理压力。“徐哥的研究数据基本都收集到手了。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定期给那些被当成研究数据的病人家属打电话做一下跟访。”
徐哥大名徐胜勇，是刘堂春的学生。作为急诊医学心肺复苏方向的研究生，他研究的课题项目很直接——《急诊科心肺复苏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心脏骤停（CA）是临床上最危急的情况，当心脏射血功能突然停止，心脏机械活动完全消失的时候，全身血液供应会马上中断。而脑部血供中断10秒左右，就会出现意识丧失。一般认为，心脏跳动停止超过五分钟，大脑就会遭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停止跳动超过十五分钟，95％以上的脑组织都会受损。因此，在医学临床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状态比心脏骤停更为及，这也是很多危急重症患者临床上的最后共同通道。而心肺复苏（CPR）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紧急医疗手段。
而心脏停搏也并不是单纯的“心脏不跳”了而已。从心电图上分析，心脏停搏一共有四种类型，分别是心室颤动（VF），无脉室性心动过速（VT），无脉电活动（PEA）和心脏停搏（ASY）。其中VF和VT可以通过除颤进行处理，因此这两种类型的心脏停搏也称为可除颤心率。而PEA和ASY则是非可除颤心率。因此和大部分人所以为的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心肺复苏治疗中都会用上除颤仪。
然而，现代CPR技术发展了快半个世纪，可心脏停搏患者的总体死亡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根据北美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报告显示，他们纳入评估的20520例院外心脏停搏（OHCA）患者中，各个中心的出院存活率从3。0％到16。3％不等。而所有中心里，总共仅有954例（4。6％）的患者能够存活出院。
是的，在大规模推行CPR急救知识的北美，医院外发生心脏停搏的患者里，大约只有不到5％的人最后能够活着出院。而国内的数据统计及其预后比美国更不乐观，03年的沪市急救中心救治的OHCA患者共4166例，院前自主循环恢复（ROSC）的一共有143例，而最终存活出院的仅有1例（0。02％）而已。
影视作品里那种，心脏不跳了就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最后帅气的用电极板往人胸口上一放，通电就能把人救回来的场面其实是真正的少数。心肌梗塞导致的室颤（VF）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容易处理。而各大急诊中心挂着的“胸痛中心”，实际上就是专门用来处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
孙立恩在这段时间里接触到的数据其实非常震撼，他在急诊干了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手头上接触过的病人虽然有几个离世的，但总的来说，都还算有不错的结果。因此，在看到0。02％的那个数据是，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是“这数据是不是出错了？”
但是数据不会说谎，徐胜勇的数据采集自第四中心医院急诊科。整整四年半的研究期间，急诊就诊患者一共有七十三万人次，留观人数一万三千余人，抢救患者一万四千人，抢救比例1。9％；而其中心脏停搏有1936起，占就诊患者的2。6‰，抢救患者的13。6％。在研究中，一共有597人被纳入了研究，平均年龄在5。95±17。9岁，年龄最大的患者103岁，最小的18岁。
在第四中心医院的抢救中，经过心肺复苏，能够达到自主恢复循环的站到36。7％，但能够存活出院的仅有3。2％。CPR最有价值的效果，既具备良好神经功能存活出院的，则仅占到所有研究病例的2。7％。
597人中仅有16人具备了良好的神经功能存活出院。这就是第四中心医院，地区最大的急诊中心，大急诊试点单位在过去四年的成绩。至于那些没有被纳入研究的，除了十几个年龄小于18岁，因为不符合道德伦理审查而被排除之外，大部分患者都在家属拒绝抢救，或者心脏停搏后主动出院。可以推测他们的结局基本均为死亡。也就是说，过去四年中，约有1900人因为心脏停搏被送入第四中心医院抢救，其中16人能够不依靠他人帮助完成吃饭穿衣上厕所等活动出院，另外三人虽然存活了下来，但仍然带着严重的神经损伤。
CPR真的有必要么？孙立恩看着自己手里的数据，陷入了又一次的迷茫之中。CPR他做过，郑国有就被孙立恩按过。老头大概属于非常幸运的2。7％中的一个，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神经系统后遗症。
得了禽流感的吴芬妹在情况稳定下来之后，被转入了第二医院集中治疗。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孙立恩也不知道——转移吴芬妹的时候，孙立恩还在隔离室里玩手机呢。但至少，孙立恩可以确定，在他晕倒之前，吴芬妹恢复了窦性心律。她也是幸运的，至少比那63。3％的心脏停搏患者更幸运。超长时间，超大剂量肾上腺素，多次电除颤，这种情况下都能恢复到窦性心律的状态，孙立恩一开始还不觉得自己做的有多好，但在这些数据下，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状态栏所带来的优势了。
难不成，有次数提示的话，就一定能让患者自主循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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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没喝多久，孙立恩一共开了七瓶啤酒，曹哥就扛不住了——其中四瓶还是孙立恩自己喝的。
“你就三瓶啤酒的量还敢出来和别人喝酒？”孙立恩真的是第一次见有人喝上一瓶啤酒就会扛不住的。曹哥五十分钟喝完三瓶啤酒后就想吐的状态，甚至让孙立恩怀疑自己这个室友是不是先吃了抗生素才喝的啤酒——双硫仑样反应会阻止人体代谢酒精，造成酒精在体内蓄积，而这种反应是可能会致命的。
只不过在状态栏和询问的双重确认下，孙立恩确定了曹博士只是单纯的酒量差而已。这就让他放心了不少。
把曹博士扛到了房间里，孙立恩走到了阳台上。他看着天上的月亮，嘴里哈出的白气像云雾一样遮挡住了柔和的月光。
医生也是人，当直白的研究数据似乎隐约在嘲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的时候，沮丧和自我怀疑是必然的。
月光隐约有增强的趋势，而寒冷的北风让衣着单薄的孙立恩顿时清醒了过来。
不，怎么会是无用功呢？没有那十分钟的胸外按压，郑国有早就成烈士了。没有十一次的电除颤，吴芬妹肯定会在自己生日的当天去世。那些辛苦都不是白费，哪怕在研究数据下，也有3。2％的患者因为心肺复苏抢救而活了下来。
如果没有医生们拼尽全力的抢救，这十九个人也不可能活下来。
急诊医生的工作就是这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但得救的人都是因为医生们全力的治疗而活下来的。
第223章 灵感来源徐牧羊
急诊医生经常需要帮助那些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病患。但并不是每个病患都和医生们一样珍视自己的性命。自杀的，滥用药物的患者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人被送到急诊室来。自杀的患者几乎每一个都会后悔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缺乏普遍的心理干预处理机构，他们几乎都会因为一些常人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走上绝路。
孙立恩在急诊室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见过两个自杀未遂被送到医院的可怜人。两人都是女性，年纪不大。好在都市女性自杀大多选择过量服药，而她们被发现的时间又都算很早，紧急洗胃之后也就算是救下来了。留下了一滴眼泪和无数句后悔以后，两人出院，迎接幸运的新生活去了。
而滥用药物甚至吸毒的患者……说难听一点，除了极个别有心理问题的可怜人，大部分都是自找的。
吸毒人群由于其群体特殊性，经常共用针头等习惯，一项是血液传染病的高发群体。国内医院常做的传染病五项，基本算作是这个群体的常见病。艾滋病，梅毒，淋病，甲肝，乙肝。这五种疾病中同时中两项，基本可以肯定至少是“特殊工作人群”。如果中三项，那就有超过八成几率是吸毒人群。
孙立恩看着面前这个躺在抢救床上，干瘦干瘦的男人，有些走神。吸毒的人孙立恩也见过，可吸到这个地步的，他还真是头一回见。
“徐牧羊，男，31岁，卡西波肉瘤，二期梅毒，淋病性直肠炎，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二醋吗啡过量。”
孙立恩眨了眨眼睛，他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状态栏可能出了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