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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块来自于左下肺的痰栓。这些混合了大量炎症细胞和坏死脱落的黏膜上皮细胞的痰液几乎成为了固体，并且顺着支气管的形状快速“生长”蔓延，并且最后形成了阻塞支气管的“栓子”。
“痰栓一般是细菌性感染或者慢性气管炎的时候才有的吧？”孙立恩有些犹豫了，他再三确定了潘大姐的状态栏，但这一大堆状态里并没有什么细菌性感染的提示。潘大姐的血象指标和其他状态也不支持细菌性或者真菌性感染的假设。
“大量炎症细胞核破坏所产生的DNA一样能够增大痰液的浓稠度。”执行支气管镜冲洗的呼吸内科医生收拾好了东西，对孙立恩说道，“这些患者上着呼吸机，确实也缺乏排痰能力。”
“也就是说，应该再加一点化痰药物？”孙立恩皱着眉头琢磨了一会，然后沮丧的发现自己的这点呼吸内科知识根本不够用，“但患者现在用着机械通气，就算痰液稀释了，还是咳不出来。”
“得常规吸痰。而且还得一直有人盯着，状态一不对就马上吸痰。”呼吸内科的医生想了想说道，“这种说不好得一天吸多少次，但我看这个状况……一天十次八次的都不算多。”
这个话说的孙立恩有些发毛，吸痰可是高危操作。在执行吸痰过程中很可能有大量的含病毒气溶胶污染空气，直接朝着操作吸痰的医生面部直扑而来。因此，医生们需要采取的防护手段得和执行气管插管时一样——使用正压面罩，对自己进行防护。而这样的工作，不光需要医生自己来操作，还需要护士和其他医生的配合，最少要有两到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才能比较稳妥的对患者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如果开始常规进行吸痰甚至支气管内镜取出痰栓，那就每天至少要消耗八到十二个正压面罩。
这个消耗，对于正在使用工业防护服的北五区而言难以承受。他们每天配发下来的正压呼吸面罩一共就三个——每个班能分到一个面罩。
正压呼吸面罩留置在红区内，定时对面罩消毒并且佩戴时医护人员继续佩戴原有的N95口罩或许可行。但更稳妥的办法自然是想办法让其他患者主动排痰，减少痰液形成痰栓的概率。从而彻底降低医生们需要主动进行吸痰操作的频率。
具体的方案实施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形成。孙立恩自己并不是搞呼吸内科或者重症的好手，这方面的规范还是得请李教授和吕主任一起碰一碰才能放心。
不过，吸痰和取出痰栓对于患者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在取出痰栓后，潘大姐的血氧饱和度迅速上升了5％，目前已经稳定到了97％左右。
给潘大姐也用了400mg的托珠单抗后，孙立恩等人撤出了ICU病房。这里躺着的都是使用了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病房里的传播风险要比其他病房高的多。在这里设置远程监护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样的配置能够让医生护士们尽量减少进入病房次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200毫升的康复血浆给谁用。
平心而论，不管在疫情的哪个阶段，康复者血浆一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没有之一。疫情早期，要获得足够的血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而疫情中后期，想要获得足够治疗大量患者的血清依旧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对中老年人情有独钟。而这些中老年人患者中，就算大量患者被治愈，最后也采不到多少合用的血清。
在研究制造出的人工单抗出现并且可以广泛应用之前，康复者血清可能是最好用的“特效药”。
而这种最好用的、极难获得的特效药应该给谁用，孙立恩心里有些纠结。
如果是以一个普通医生的思维方式，这种药物无疑应该给病情最重的重病人使用。他们最需要这种特效药。
而北五区里，现在最重的病人就是沈老爷子。他接上ECMO已经第二天了，目前生命体征虽然还可以，但几次检查其他指标都不太理想。现在已经为他使用上了托珠单抗、CRRT和丙球蛋白的三联疗法。但具体效果如何还要等等看情况。
而沈老爷子就算康复出院了……他也不可能成为康复血浆的捐赠者。
如果把这份血浆输给其他病人呢？孙立恩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如果以“患者康复之后可以捐赠血浆”为出发点考虑，能够适用康复血浆的就只有11床的钱大哥。
他接受了三联治疗之后，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而孙立恩个人觉得，潘大哥就算不用血浆，健康康复的机会也是整个北五区里最高的。
到底为谁用康复者血浆，这成了现在孙立恩最头疼的问题。
做一个纯粹的医生，还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以大局为重。这种冲突让孙立恩感觉自己的头疼的都快裂开了。
D＋4 day
医生的工作应该是治疗病人，而不是决定谁能活下去。
为了解决“康复血浆给谁用”这个在道德上极为折磨人的问题，孙立恩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最终，他决定还是按照最客观的角度来决定血浆的去向——患者本身应该有比较快速的进展，同时全身器官应当尚未出现严重的缺氧损伤。
最重要的一点是，患者从发病到使用血浆为止，整个病程不应当超过两周。
病毒在人体内的数量变化是一个前半段呈指数上升，高峰期后开始快速降低的过程。当抗体开始产生的时候，病毒数量就会开始快速降低。而在病毒清零后，抗体仍然会在人体内维持一段时间。并且在人体再次感染病毒后快速大量产生抗体，从而消灭已经感染过一次的病毒。
这个整个过程被称为“免疫反应”。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高效和病毒结合形成免疫结合物的抗体是IgG。而最早产生用于抵抗感染的则是IgM抗体。
IgM抗体用于对抗病毒感染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而真正能够起到一锤定音效果的，则是IgG抗体。
目前医生们对于这种抗体的研究还很少，毕竟不同的疾病所产生的抗体效果和滴度以及高峰出现时间都还不好确定。孙立恩所提出的两周这个时间段，是参考了十七年前SARS的研究数据所制定的。
在当年的研究中一共纳入了一百零四名患者作为研究样本。这一百零四名患者出现IgG抗体的时间最短只有8天，而最长的则有31天。大约有50％的病人会在发病的14天后，IgG抗体开始转为阳性。
同时，北五区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在发病两周左右开始出现严重症状。并且最终需要入院进行治疗的。从发病开始两周，这样的患者基本都是病毒载量最高的那一批。
如果他们的病情进展迅速，那就往往意味着预后会不太好。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康复者血清，血清中的IgG抗体就能够中和掉很大一批病毒，为他们自身产生抗体争取更多的时间。
对发病两周左右，病情有迅速进展且没有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使用康复者血清，这个应该是目前收益最大的治疗方案，也是孙立恩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康复者血清介入时间点。
孙立恩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发给了宋文和吕志民以及李承平教授后，又把这个草案发给了帕斯卡尔博士，请他从免疫角度出发帮忙研究一下方案。
这么一趟折腾下来，孙立恩居然生出了一种自己正在努力搞科研的错觉。而且还是那种时间线特别紧迫的科研项目。如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是一个科研的大项目。而这个项目下方，孙立恩已经趟过或者说正准备去趟的子项目包括PCR检查试剂盒、对患者的早期生命支持、对患者的器官损伤性质的研究、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探讨……现在还得再加上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免疫机制的研究。
说毫不费力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么多研究项目，每一项都对治疗患者至关重要，每一项又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及研究人员的精力才能开始推动。这次的疫情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那么，这样的攻关科研自然也不可能只靠一个小小的孙立恩。把整个宁远医学院填进去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翻不起什么波浪。
这是一项需要集中所有力量，集中攻关的艰苦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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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比较复杂，我需要一些时间。”凌晨四点钟，帕斯卡尔博士从梦中被孙立恩的微信惊醒。怀着一股好梦被人打扰了的怨气骂骂咧咧起身后，帕斯卡尔博士用了足足五分钟才看明白孙立恩又给自己找了个多么重要的工作。
简短回复了孙立恩之后，帕斯卡尔博士从床上起身。亲吻了一下同样被微信提示音惊醒的伊莎贝拉之后，他披着睡衣踩着拖鞋，晃晃悠悠的走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拧开台灯的同时，他非常熟练的往自己眼睛里滴了两滴眼药水，并且还为自己按了一杯胶囊咖啡。
从凌晨四点开始工作，这当然不是帕斯卡尔博士的日常。但孙立恩发来请求帮助的内容干系实在是太大，帕斯卡尔博士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为自己平生仅见的二十八岁的主任医师分析一下。
作为一名留守在宁远后方的专业人士，帕斯卡尔博士一直都在关注着云鹤当地的各种消息。宁远的医疗队已经出发了差不多四天时间，而从前线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令人心惊胆战。作为一名曾经去过诸多战区，多次在联合国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旗帜下工作过的医生，帕斯卡尔博士自己都罕见的产生了一丝“惧怕”的情绪。
他实在是想象不出来，如果自己去了云鹤，能不能和孙立恩以及其他中国医生们一样，义无反顾的穿着防护衣，一脑门子扎进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战场。
要不是见过自己宁远的同事们平时是怎么面对病人的，帕斯卡尔恐怕只会往“这些医生都是被强迫的”方向去发散思维——这种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前去帮助自己同胞的人国外倒不是没有，但确实属于少数。像孙立恩这样，自己年轻有为前景无限的医生，还一定要向着疫区逆行，甚至不惜以辞职撂挑子作为威胁的人……帕斯卡尔连听都没听过。
勇气是有感染力的。在孙立恩的感染下，帕斯卡尔的内心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如果还在美国，他是绝对不会凌晨四点放弃睡眠，然后披着睡衣开始工作的。
“嘿，莱纳斯。”当首都时间还是凌晨四点的时候，法国的时间还在前一天的晚上十点钟。这正是一个纽约客每天最有精神的时候。于是，帕斯卡尔博士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自己曾经的助手打电话，“我需要你给我帮个忙。”
目前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供职的莱纳斯对于帕斯卡尔博士的请求言听计从——毕竟这个职位还是老帕找了无数朋友和关系才为他争取到的。但这个请求本身……却让莱纳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博士，这是传染病的研究内容啊。”莱纳斯在电话那头有些困惑道，“传染病的免疫机制……这个研究内容是您新的研究项目？”
“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医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光需要符合之前的目标。”帕斯卡尔博士叹了口气，“我们的根本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你不觉得，保护生命才是我们的天职么？”
D＋4 day（1）
有些人把医学研究当做拯救苍生的利器，但也有些人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研究只是一项工作。至于这项工作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获得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些人并不是很在意。
而莱纳斯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情况正好介乎于两者之间。
之前还在美国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是过敏机制。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莱纳斯刚上大学的时候前往日本旅行，结果却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过敏——花粉症。
花粉症导致的严重过敏，以及随之而来痛不欲生的遭遇，给莱纳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在几年后，这颗种子逐渐萌生出了嫩芽——他获得了自己的免疫学博士学位，并且进入了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继续工作。
在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工作的那几年里，莱纳斯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到研究问题的思路，甚至到“做人”的方法。
帕斯卡尔博士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这个特质在美国人里并不算多见，而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之中就更显珍贵。正巧莱纳斯是意大利裔，重视家人的习惯就像是刻在意大利人骨子里的本能一样。这正好又和帕斯卡尔博士的性格对了个正着，这两人不投脾气反而是怪事。
虽然因为老帕来到中国而遭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已经把这个谢顶的家伙视为亲人的莱纳斯并没有因此记恨老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