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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个时代在外面经常受窝囊气的父辈，回家后瞧见孩子不顺眼，打孩子出出气的比比皆是，黄瀚小时候没少挨揍。
父母揍孩子并不表示不爱孩子，挨老子揍了的孩子也不会记仇更加不会脆弱得需要心理辅导。
这个时代的孩子内心强大着呢，身上的淤青都没退，继续皮得讨来下一顿暴揍的不在少数。
小姨家有个不称职的一家之主，直接的结果就是三个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强，小小年纪就都会煮饭、烧菜。
算得上穷困潦倒的姨夫依旧附庸风雅乐此不疲，总幻想着写出东西一鸣惊人。
可惜采跟天赋息息相关，他写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只是偶尔有一两篇小章在发行量一般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挣到的稿费还不够买纸笔、付邮费。
两千年后经济水平略微好转，他还自己花钱出书，结果就跟赵本山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角色出的那本月子一模一样。
现在的姨夫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没有正式工作，做临时工总是干不长，理由都是被有关系的人挤掉了工作。
小时候的黄瀚一点点也不怀疑这样的说法，认为社会不公，老实人吃大亏。
后来长大接触到了社会，这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姨夫自己。
很简单，一个自认为才高八斗的临时工，现实中是个言过其实的手残，领导不待见，同事排斥，肯定是第一个滚蛋的人。
黄瀚安慰张芳芬道：“妈妈，等双肩包样子做出来你可以让小姨利用下班时间来家里帮着做，可以一天给她一块钱。”
“嗯！小姨的工龄短工资不高，比你爸爸还要少四块钱一个月，真能赚一块钱一天，能顶一天工资，她要是知道一定乐坏了。”
“小姨来家里帮着缝纫，肯定要用我们家的缝纫机，妈妈，你以后要学着做领导，你的主要工作是把握质量，分发布料、拉链、纽扣计算该给出的工钱。”
“我晓得，就是不知道双肩包的生意能不能做得长久？”
“肯定做不长，但是做三五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有本钱，要不然做出来一二百只，家里就没钱买拉链给工钱了。”
这个账黄瀚大体估算过，如果全是利用一块钱一捆的“劳动布”布头，一只“双肩包”的成本应该在两块钱至三块毛钱之间。
压货二百只就得有五百块钱左右的本金，运到沪城有成革爸爸帮忙用不着考虑运费，但是黄瀚需要时间去沪城完成销售，自己去还不行，至少要有张芳芬陪着。
最好的销售时机应该是寒假过后开学前几天，沪城何其大也，黄瀚相当熟悉那地方，这么时髦、结实、耐用的“劳动布双肩包”，他有信心利用几天时间卖几百个。
处处需要花钱，买间房子开个小店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这才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月的重点，做“双肩包”不急，可以慢慢来。
张芳芬想了想，问道：“为什么不一边做一边拿到街上去卖呢？”
“妈妈太聪明了，可是我不想在我们这儿卖。”
“为啥？”
“主要原因是卖不上价，次要原因是担心人家瞧上了这生意，也去东方红布厂买布头，跟我们家形成竞争。
所以只半卖半送给熟人。让人家看不到利润，暂时生不出做双肩包卖钱的心思，避免张春梅妈妈难做。”
“我明白了，我家是不是可以趁着布头好搞又便宜的时候多买些，后院你大伯家的两间房子一直空着，我们可以暂时放一放布头。”
“妈妈，你的商业头脑绝对是天生的，这妥妥的是个金点子，屯劳动布布头哪怕卖破布烂棉花也亏不了多少，以后我家肯定是能弄多少就买多少。”
黄瀚其实就是这样打算的，见张芳芬先说出来，立刻大拍马屁，不是虚伪，而是黄瀚刻意如此。
父母被压抑得太久了，很需要成就感恢复自信心，有了自信就不愁斗志，这年头只要敢率先做生意，想不发财都难。
此时的中国物资紧缺，不仅仅破布烂棉花能够卖钱，连吃肉时啃完的猪骨头都可以攒起来卖去回收公司，一斤也能卖一二分钱。
“东方红布厂”卖出布头的价格也是按斤卖，一捆足三十斤，只比卖破布烂棉花贵了不足一分钱。
得到儿子充分肯定，张芳芬果然很开心，骄傲道：“这有什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跟着你外公做生意，我那时捆香烛比你外公麻利多了。”
“我信，我知道妈妈做什么都比人家做得快，以后我们家的生意在你手上肯定是财源滚滚。”
“只要政策不变，我肯定能够干得好个体户，我从来没认为做小生意低人一等，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不也是做生意卖东西吗？”
“说得太对了，营业员做生意赚到钱根本不是自己的，跟你做生意没法比，说不定你做一个月生意赚到的钱，能够顶十个营业员的工资呢！”
“呵呵！我也没想赚这么多，能顶他们三五个的工资就心满意足了。”
“妈妈，双肩包上拉链的尺寸不同，一共有五条，还有三个纽扣、两个口袋用松紧带收口”
黄瀚做的双肩包没有用拉链，因为在家里根本找不到尺寸现成的拉链。
他是用纽扣和外缝小布条做成的“纽扣眼”取代了拉练，这时跟张芳芬讲清楚了哪里其实应该用拉链。
张芳芬属于专业人士，一点就透，她道：“徐家大媳妇就在服装厂上班，还是个小干部，我不太记得清究竟是队长还是班长。
服装厂每年都会需要很多拉链和纽扣，有专门做这些东西的厂子，只要是说得出来的尺寸，都会有。
我去打听、打听，可以在服装厂买，也可以问清楚了服装厂究竟是从哪儿买的，拜托人家给服装厂送货时给我家捎一些。”
“嗯！嗯！一次性买少了价格不好谈，我建议最少以一百套跟人家谈。”
“我晓得，能够从服装厂匀一些，可以用不着一下子买很多，如果要直接跟服装厂的协作单位买，数量少了人家有可能不理会。这事情不用你管，我用不着几天就能打听清楚了。”
“妈妈的能力，我心服口服，等明天劳动布的布头到家，一捆能够做几只双肩包就应该能够估算出来了。”
张芳芬信心满满道：“做包有个好处，许多地方的布料都不大，只要算得巧，基本上不会浪费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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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又有好事了
没多久，容光焕发的黄道舟健步如飞进了家门，又有好事了。
今天燃料公司和物资局派了两个同志跟黄道舟谈心，找祝厂长和几个老同志了解情况。
他们是来解决黄道舟的工龄脱节问题。
摘了帽子后的黄道舟一直在写信要求上级领导解决历史问题，还写了反应材料交给信访办。
可惜都如同石沉大海，他已经不抱希望了，谁知柳暗花明。
单位承认了以前的工龄跟利益息息相关，黄道舟就不会比同龄人低两级工资，说不定还能补发一些，妥妥的是飞来横财。
黄瀚听到了这个跟原本轨迹根本不相符的喜讯后，乐滋滋道：
“爸爸，我建议你继续采用小龙虾拉关系，燃料公司、物资局的相关干部，你都可以登门送上一大盆小龙虾。”
有可能瞧见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黄道舟的思想转变得很快，他已经不说类似于“干嘛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那种话，而是点头答应。
想了想，他还觉得不放心，道：“仅仅送小龙虾恐怕不够，我认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领导，还要送些礼才行。”
黄瀚笑嘻嘻道：“爸爸，你先送小龙虾把关系接上，过不了几天我家就有很特别的东西让你拿去送礼。”
这个时代送礼其实很简单，价值三五块钱的东西就是大礼，比如说送一条“沪城大前门”香烟，不算烟票的价值，也就是三块六毛钱而已。
送两瓶“洋河敦煌大曲”不算酒票值多少钱，花费三块四毛六分。
但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没钱的情况下，百分之十几二十的月工资拿出来买东西送礼，家里的日子肯定要受到影响。
都说改革开放后贪腐的官员多了，很大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穷，几乎是一个有钱的都没有，想要贪污受贿也没几家送得起！
黄道舟好奇怪，问道：“家里？家里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你该不是又琢磨着去捉鳖？”
“嘻嘻，捉鳖完全靠运气，哪里能算数！妈妈，你来告诉爸爸吧！”
张芳芬聪明着呢！她当然知道儿子想用“双肩包”做礼品，乐呵呵道：“几个领导家里都有上学堂的孩子对不对？”
“嗯啊！家家都有孩子上学。”
张芳芬拿起黄瀚做的那只五颜六色的“双肩包”道：“我准备用劳动布做这个给你拿去送礼。”
“哎呦喂！这可太好了？可是家里的布票够吗？”
“用不着布票，你明天去东方红布厂买十捆劳动布布头，黄瀚已经跟人家说好了，一块钱一捆。”
“用劳动布布头做？哈哈，芳芬，你太聪明了！咦，不对呀！黄瀚跟人家说好了？他跟谁说好了？这么大的事，人家会听一个孩子的？”
这年头花十块钱购买十捆布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交易，要知道十块钱能够买二十斤猪头肉呢，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这么大的事，确实不应该是一个十一虚岁的孩子跟人家随便说说，人家就答应。
黄瀚的小时候，小伙伴们经常说：“你信不信，如果不信我们打赌，赌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在那时的孩子眼中简直是个天数字，连看都不可能看得到，更加不用说能够拥有，过年如果得到两块钱压岁钱，那绝对是土豪级出手。
黄瀚十岁左右时得到的压岁钱基本上都是一家长辈给二毛，即便如此也不会有支配权，总是会被张芳芬收缴。
理由很简单，收多少压岁钱就得包多少压岁钱给人家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黄瀚的口袋里只有张芳芬给的两毛钱而已。
往往黄瀚的这二毛钱都会被拿去卖一本连环画，为此不知消耗多少脑细胞。
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很简单，东大街新华书店里的连环画太多，黄瀚口袋里的钱太少只够买一本，不反反复复想清楚了，没有后悔药吃。
为了打消黄道舟的顾虑，黄瀚耐心解释道：“爸爸，这些天你应该经常瞧见张春梅的妈妈对不对。”
“嗯！”
“她在东方红布厂财务科当干部，你明天去东方红布厂，被传达室看门的拦住时就说是跟财务科张科长约好了”
黄道舟恍然大悟，他这几天几乎天天看见张春梅母女，认为黄瀚跟张春梅应该是好朋友，请她的妈妈帮着买到布头顺理成章。
“没想到张春梅妈妈是东方红布厂的干部，太好了，有了这层关系，以后不仅仅可以找她买布头，还可以买些次品布，次品布便宜还不需要布票。”
“爸爸真厉害，知道举一反三，关系就是这个样子，交往多了就会有。”
这回黄道舟没有说“能得你！”，而是点点头道：“确实是这样，这几天上班，我总觉得有不少同事主动跟我亲近。”
“爸爸，我建议你明天找个蹬三轮的把布头运回来。”
“用不着，估摸着得花七八毛甚至于一块钱，没有必要，我明天去厂里借一辆板车绑在自行车后面带回来。”
“爸爸，找人家运就用不着你扛着装车了，推板车多累呀！何苦省这一点点钱？”
“一捆布头能有多重？至多三四十斤，记住了，不管有钱没钱，能省则省。咱们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黄瀚决定不再废话，因为父母的性格就是如此，勤俭节约习惯了，即便在以后黄瀚的经济条件已经用不着算日常耗用，张芳芬依旧不肯铺张浪费。
家里有了缝纫机，马上就可以加工双肩包，装一盏日光灯让家里亮堂起来显得迫在眉睫。
星期五上午第三节课前，黄瀚主动跟同班同学王宇说了几句闲话，然后交给他一张写了镇流器、三十瓦日光灯管、启辉器、固定卡座等等配件的纸条。
王宇爸爸在东大街的五金公司门店上班，县官不如现管，黄瀚直截了当道：“王宇，中午回家把这个纸条给你爸爸看看，请他把价格写在上面。
你问清楚了你爸爸什么时候在店里，到时候我去买，你叮嘱你爸爸卖给我质量最好的行不行？”
王宇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米，道：“放心吧，我爸爸是副主任，店里就是他负责，什么东西质量好他最清楚，你什么时候去拿都行，跟我说一声，我在店里等你。”
现在的三四班、三五班，绝大多数同学以能够替黄瀚做事为荣，此刻的王宇劲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