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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良恕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是多大的条件呢，好！”
褚时健接着说：“给我一年半载的时间，等我站稳脚跟后，自己就能应付了。在此期间，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处理。”
胡良恕随后召集地委领导开会，并把这一条件达成共识，还做了会议纪要。这一支持，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扫除了第一个大大的障碍。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这一天，玉溪卷烟厂派了三名员工，开着一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来接他们。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离开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时健差点儿因疟疾丧命，也差点儿命葬红河，还有可能被斗死，或因营养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时俊那样。但他一路走过来，从红光农场、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到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褚时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存，促使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变好，奇迹一个接一个发生。
此时，女儿褚映群已经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到昆明读书去了，尚在身边上学的儿子褚一斌也已经16岁。
三名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动作麻利，一会儿就把褚时健一家人的家当全部装上车了。其实，这些家当少得可怜：除了一只大箱子，几乎就没什么了，更别提什么家具了。在褚时健和马静芬的指挥下，工人们把褚时健临时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车。这也让人大惑不解：“褚厂长，这些就不用装了吧？这种木箱我们那儿多的是。”褚时健只好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以后都用得上，可以拿来做家具、做大沙发嘛。”好嘛！这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也算装得满满当当了。
戛洒糖厂的职工得知褚时健今天就要离开，自动站成一排，和褚时健握手告别。很多职工眼里噙着泪，其中一位职工拉着去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的手说：“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这下子，你们把我们的福气也接走了。”
这辆载着褚时健一家三口和满车柴火的大卡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离开了哀牢山，驶入玉溪。
到达玉溪卷烟厂时，已近日落时分了，抬头能看到美丽的晚霞，但低头从车窗看出去，却是另一番景致：破旧而杂乱的房屋，坑洼不平的路面，T人们呆滞无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厂区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萧条景象。
卡车开到一排砖砌平房前停了下来，司机指着其中的一间对褚时健说：“就是这一间。”
这是一间14平方米的房屋，里面只有两张高低床和一张旧桌子。褚时健一边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一边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铺，你妈和你姐姐睡下铺。”马静芬则充满了愤怒：“他们在故意收拾我们！”
第二天，玉溪卷烟厂负责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给他们分配了一间28平方米的房间，总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房间了。
话说回来，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普通员工一间土坯房隔成两间，两个人或两家人住，职工们经常开玩笑说：“这边的孩子撒尿，就冲在那边的床上了。”里面这家的通道要从外面这家中间过，拿草席隔着，有时候外面这家的男人出差了，难免生出很多尴尬事。有几个住外面的干脆把通道给堵死了，里面那家只好从后面另外挖个门、搭个桥绕出去。房檐上下还有很多鸡窝，这些鸡窝在褚时健站稳脚跟后，被马静芬用棍棒给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现象是，每个职工上下班都提着一只瓦罐。褚时健后来得知，这些职工实在穷得买不起保温水壶，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
褚时健刚就任，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工人。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的家时，发现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当时全厂有1/3的职工都处于这样的困难状态。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云南烟草种植和生产的历史并不长，在辛亥革命前后从美国引种进中国。1922年，在唐继尧的支持下，云南省第一家卷烟厂——昆明亚细亚卷烟厂建成，生产一种以“999”为牌号的香烟，为了纪念云南响应辛亥革命而发动的“重九起义”。1949年，将“999”改名为“大重九”。
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传奇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从美国引进了革命性的烟叶品种“大金元”，成规模的烟草种植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出的烟叶色泽黄润、味道醇厚，20世纪30年代，“云烟”的名声就传遍了中国，而玉溪则有了“云烟之乡”的美誉。
不过，玉溪卷烟厂的历史是从1956年玉溪烟叶复烤厂开始的。1959年，国家轻工部进行工业布局调整。从一家名叫“华美”的上海私人卷烟厂调来30台“永进”“新中国”卷烟机到玉溪烟叶复烤厂，一同前来的还有36名上海师傅。为了尽快生产出卷烟，很多工序都是手工进行。它最早生产一种叫“人民公社”的香烟，但似乎不那么受欢迎，此外还生产了“红梅”“翡翠”“恭贺新禧”等。后来名满全中国的“红塔山”，名字源自“***”时期被人们刷成了红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国的国庆10周年，为给10周年献礼，“红塔山”香烟诞生了，当年生产了80箱。玉溪卷烟厂还精挑细选了一箱“红塔山”，在上面写上“送给毛主席”，托人送往中南海。
褚时健来玉溪卷烟厂前，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器已有68台，但都是国外早已淘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
这个烟厂当时的情况是，政治高亢、情绪低落。人们的状态也是如此，口号叫得很响，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时健的记忆是：生产环境很差，机器响、温度高、烟灰呛，工人上班浑身汗，下班一身灰。
1969年师范毕业进入玉溪卷烟厂的邱建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普通的体力工干起，在褚时健进入玉溪卷烟厂的时候，已经晋升为技术员。那时候，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技术员。虽然入厂10年，但是，邱建康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改变。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干活儿，没有什么低效率、高效率之说，工人们把那些制好的烟丝入库，天天就千这个。在他看来，一年又一年，什么也没有变，什么都不会变，好像就只能是这样了。
褚时健来到烟厂后，工人和家属找他说情最多的事情，不是请他安排工作，而是请他手下留情，放他们到其他单位去，其中不乏他的老同学和老领导。他的一位同学找到他，请他同意放他儿子到物资局去，因为他担心儿子找不到对象。褚时健对这位同学说，要相信烟厂会好起来，但同学哪里听得进去，最后，褚时健只好放人了事。
因为太穷，厂里有三十多个职工找不着对象，姑娘们都不愿意嫁给这里的职工。像邱建康那样的技术员，月工资也就28块，一般职工就更低了。这些没找到对象的老职工中，还包括后来升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的侄子。后来，褚时健打听到，当年国家在西双版纳建橡胶厂，为了解决男女平衡问题，特地从玉溪招了大批女工到西双版纳去。但这些女工不愿留在当地，一直不肯结婚。褚时健让烟厂工会别出心裁地组织了几次“联谊会”，并对那些姑娘以各种条件相诱，这些老职工才一个个地解决了婚姻问题。
玉溪卷烟厂在1978年完成的生产指标是27。5万箱，利润完成9000多万元，其中可支配利润145万元，“红梅”占了这27万多箱的大头儿，“红塔山”只有4000多箱。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烟卖不出去，退货严重。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总产量是30万箱，却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玉溪卷烟厂有个电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电影，但退回来的烟实在太多了，只好把电影院也当作仓库用。
和西方企业的董事长、CEO不同，中国国有企业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企业决策的核心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并由他们构成“集体领导班子”。褚时健进玉溪卷烟厂时，领导班子共有12名成员，称为“党委委员”，加上他一共13名。这13名成员里，有两名是老干部，属于以前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功臣，另外10人全是“文革”造反派起家的。有趣的是，这10名成员中，长期在玉溪卷烟厂武斗的两派——“炮派”和“八派”又备占5名。由于两派势均力敌，上边的领导也知道其中厉害，任命领导时就“一碗水端平”了。
褚时健发现，开党委会时，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议题，也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至少总有5人支持或反对。很多问题议而难决，有时候开会，从早开到晚，甚至开到深夜，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不仅在领导层中存在着这种情况，下层也一样弥漫着这种斗争氛围。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玉溪卷烟厂给褚时健的“见面礼”有点儿尴尬。
1980年初，也就是褚时健刚来玉溪卷烟厂不久，云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香烟评吸会。这次评吸会由专家对香烟的品质、味道进行现场品吸、评论，再由相关部门根据抽查结果指出存在的问题。评吸会，往往成为糖烟酒公司的订货风向标。
“辣！苦！呛！”这是专家们对“红梅”烟的一致评价，这些专家不愿意多吸一口，就给它定调了。在主持人宣读抽查“红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时候，台下不时发出哄笑，这些问题包括：一包烟只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数，有的一条烟中只有9包烟……
“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这句市场对“红梅”的流行评语，也夹杂在评吸会的哄笑声中。
因为凭手抓，工人们又都不大用心，差错率自然高，因而这种一包烟十八九支的情况很正常。而包装更是糟透了，用来做烟箱的纸又薄又差，人们称之为“马粪纸”，很多时候，烟还没送到零售店就散架了。
褚时健硬着头皮站起来，请主持人别念了，给他留点儿面子。“我听懂了，情况很老火。我们回去整顿，产品质量一定会提高，等专家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一定会好得多。”
褚时健带着沉重的思索离开，他下决心一定要整顿这家烟厂。而作为整顿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复了抽烟。二十年前，他被划为“右派”时，工资从每月90多块骤降为每月20多块，为此他不得不戒了烟。现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头来帮助他辨别哪些香烟的品质是优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烟的品质是恶劣的、让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么生产出一包烟只有十八九支、一条烟只有9包的？褚时健要求增加抽查频率，并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条）应该有多少必须抽查。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低级问题，主要是人的责任心问题，他要求各车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责任制。
褚时健还定下一项制度，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全部进行复烤，包装重新选纸，设备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修。
接下来，褚时健决定在玉溪卷烟厂上滤嘴烟。之前昆明烟厂已经开始生产这种看起来挺时髦、卖价不错的香烟，市场反响非常不错。工作刚布置下去，滤嘴车间的车间主任就找上来了。原来，不知谁造谣说滤嘴棒的金粉有毒，车间主任调了一个“炮派”的成员到这个岗位，但他死活不去，要求调一个“八派”的去。车间主任只好来找褚时健。
“他们说怕金粉，不去上班。”
“怕金粉？别的人去也有金粉。他不去你不要强迫他去，月底算工资你按岗位算，他没到岗位，不要给他算工资。”
褚时健知道玉溪卷烟厂“炮派”的头子是谁，就是烟厂党委成员杨副厂长。车间主任走后，褚时健找来杨副厂长直接说：“老杨，招呼好你的弟兄们，你闹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持他们闹，你就没有好下场。”
如此单刀直入。
威风八面的“炮派”头子，从来都是厂长、书记要用甜言蜜语拉拢的对象，哪里受过这般奇耻大辱。杨副厂长跑到玉溪地委找他们“炮派”的头头儿去告状，控诉褚时健的独断专行。没料到，这个领导听完后当场翻脸，没有像以前给他撑腰的样子，并让他赶紧乖乖回去上班。杨副厂长灰溜溜地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