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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在代理玉溪卷烟厂海外市场的印尼华人熊德龙的推动下，由玉溪卷烟厂、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中国台湾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组成了产供销一体的跨国公司。实际上，三家公司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由玉溪卷烟厂提供“红塔山”的原料和技术，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负责生产加工，熊德龙的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负责在世界各地推销。
这是一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流行的来料加工和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每加工一箱“红塔山”就能得到75美元。第一年，他们生产了5万箱“红塔山”，销往美国、中美洲和南亚，而从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则主要走向东南亚市场。1992年，合作的第一年，这项合作就为玉溪卷烟厂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净利润，当年他们的创汇总额达1。2亿美元。此后几年，海外市场的销售逐步增长，到1995年，创汇额达到了1。8亿美元，按当时的外汇调剂价计算，差不多是18亿元人民币。有了这笔外汇收入，玉溪卷烟厂可以把钱放在新加坡，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褚时健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像菲利普·莫里斯之类的世界烟草巨头那样商接到国外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家规定向海外投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如果超过则需要得到对外经贸部的批准。和这些部门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告诉褚时健，拿到批文太麻烦，难度太大，因而他选择了一种新的“出海”战略。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招工和管理，不用投一分钱，只派三个人过去，每星期结算和收款就行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玉溪卷烟厂的国际化战略越走越快，他们通过赞助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方式来扩大“红塔山”在北美的影响力，并发展了越来越多的专卖店加盟其间。到90年代中期，“红塔山”在美国市场上每年的销量已超过3万箱。
厂长与书记：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
即使在事业处于顶峰的时候，褚时健依然觉得，国有企业的权力之争是让他无比苦恼的事情，那也是褚时健踏进玉溪卷烟厂最早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
厂长和书记的权力之争几乎是国有企业“书记一厂长”双头领导结构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尽管褚时健不喜欢权力之争，但他也无可避免要卷入其中。
在他早期的搭档林某某走后，玉溪地区的老专员和他搭档，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到1986年“三合一”体制建立之后，褚时健集党委书记、厂长、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四职于一身，这个时候没有权力之争的问题。
但是没过多久，一个问题出现了，褚时健的工作越来越紧张，每周还要花大量精力来处理党务文件，这让他痛苦不堪。他确实没有时间做这些了，觉得需要单独设置一个党委书记来处理党务问题。这个时候，他的中学同学来找他，说她丈夫在玉溪行署担任副专员，由于表现不佳刚刚被降职了，她希望褚时健能够帮忙把他调到玉溪卷烟厂担任党委书记。
褚时健回忆：“她说大家排挤他，让我帮帮忙。我这个人有些时候脑子也不太会转弯，就直接答应了。我去向省里面的有关部门汇报，找了省委组织部、省烟草公司，谈好了，任命他做党委书记。谁知隔了三年，他又‘胡来’了。”
所谓“胡来”，其实是那位党委书记看着褚时健已到退休年龄（其实旱过了），就在一个与省长和志强关系很好的记者的带领下，到省长那里去“活动”去了。他告诉省长，褚时健选择了乔发科做接班人，而乔发科并不适合，他觉得自己才是适合继任厂长的人。其实，这时褚时健压根儿就没有决定选谁做接班人。
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褚时健这里，据他回忆说：“我跟他说，你想当厂长，你就正儿八经地竞争去。”
在并不清楚和志强的意思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省里写了个申请，陈述自己的年龄已超过60岁，而厂党委书记也在四处活动想当厂长，就由他来当吧。
和志强发现这个事情闹大之后，他来找褚时健谈话了，褚时健告诉他：“他这个党委书记照这样下去，玉溪卷烟厂的障碍会很多，我随你们选，我不打算干了。”
作为省长的和志强当然担心褚时健的离任会影响到云南经济的发展，他让褚时健等他做完这一届省长再说。
而原厂党委书记则在随后的玉溪卷烟厂党委书记选举中，以只得到一票而落选了，他不得不去担任一名调研员。
褚时健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老褚霸道，两个党委书记都被他撵了。我说我不是为我，凡是玉溪卷烟厂的发展障碍，都得排除。”
之后的日子，褚时健不得不再次同时担任党委书记。
一个工厂到底谁是第一负责人？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都不明确，而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表述——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底最后谁来负责，褚时健一真很迷惑。一次，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褚时健甚至说，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其特点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如果厂长的意见是对的却处于少数的地位，就只能服从多数然而却是错误的决定，如以后发生了问题，厂长也可以不负完全责任，甚至可以推卸掉责任。这样显然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对于党委的集体领导，褚时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都是大家说了算，等于谁说了都不算，企业会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集体负责，其实谁也不负责任，出了问题国家要追究责任，连该打谁的屁股都找不着。”
在他为这个问题万分苦恼的时候，当时的中共中央******到云南视察，在获得***接见的座谈会上，褚时健向他请教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遇到的问题——党委书记和厂长职权冲突的问题。******对他说：“你们要两心合一心，心心相印。”
分拆引进，必须一流
在1987年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后，褚时健就定下了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并且立志要和当时全球最大的烟草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一争高下，并为此着手进行布局。
褚时健认为，竞争无非三样东西：原料、设备、管理。既然要和世界第一流的公司竞争，这三大要素就必须达到一流水平。
原料和管理两场革命完成后，褚时健认为玉溪卷烟厂的原料已属一流，“红塔山”的原料甚至超过了“万宝路”的；而管理上也相差不远，在199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褚时健说，随着玉溪卷烟厂设备的更新，效益会越来越接近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玉溪卷烟厂第一套设备引进之后，3700多人就立即富余出1200多人，而随着新流水线的引进，下线的员工不断增加。褚时健认为，如果只计算双方的一线员工，玉溪卷烟厂的效率甚至超过了菲利普，莫里斯，而设备的增加又会把那些富余员工的效率提上来。所以，从管理角度看，他有信心做得和菲利普·莫里斯一样出色。
而眼下，设备的淘汰和更新又成了新问题，和菲利普·莫里斯这样的公司相比，最明显的差距就在设备上。
他计划首先替换掉那些老掉牙但还在拼命干活儿的“新中国”，借着1990年的“名烟翻番计划”，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备更新。这一次，褚时健在省里已经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省里的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只要是玉溪卷烟厂报来的项目，那就尽管批，他们还没有搞砸过。计划正在进行之际，从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外汇引进设备的文件，差点儿让这个3000多万美元的项目砸了锅。
文件规定，单次设备引进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限额，面对这样的规定，他知道自己磨破嘴皮子也没用，中央文件一般是从总体判断出发，并不需要考虑一家企业的远大追求。但时不我待，面对这样的规定，褚时健又一次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冒险精神：既然只规定了单次引进的上限，并没有规定只能一次引进，那么，把这些项目分拆开来引进，不就不违背中央文件的精神了吗？这又是一次边缘突破的绝妙案例，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了褚时健的行动，这次引进很快完成了。但在项目安装完成并开始运营后，也许是因为被举报的缘故，国家有关部门识破了褚时健的“诡计”，于是，一个调查组紧随而至。
褚时健告诉前来调查的人，在市场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玉溪卷烟厂迫切需要更新设备来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如果不这样做，不一次完成引进，那么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美元，税利的损失可能更大。听完他的陈述后，调查组认可了他的理由，并把他当成了“用活中央政策”的典型。
此外，在获得了利用外汇购买设备和配件的许可后，褚时健绕开了有关部门，采取直接和外国厂商或代理公司联系的方式，直接从国外进货，而不是层层汇报。有好心的同事提醒他，最好还是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但褚时健认为，请示虽然风险小，但拖延了时间，生产损失大，对国家不利。
到1992年，玉溪卷烟厂完成了最后一批旧设备的更新，无嘴烟的历史就此结束。这个时候，玉溪卷烟厂已经完成了对日本烟草公司的超越，升到了亚洲第一的位置，褚时健成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烟王”。
***帮大忙：协调外汇额度
此时，褚时健在策划一个宏伟的计划，这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关索坝工程。这个工程的预算投资高达46亿元，其中引进设备的投资就超过了20亿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额。而且，全部投资都由玉溪卷烟厂自己筹集，这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实在是少之又少。
按这个工程的计划，玉溪卷烟厂将完成整体搬迁。搬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老工厂正好处在地震带上，不安全；二是褚时健希望加快步伐，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工厂。这个工厂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还要有优美的、有尊严的工作环境，彻底告别中国工厂灰霾、嘈杂、拥挤、狼狈的形象。
但玉溪卷烟厂很多人并不理解褚时健的行为，他们觉得原有的厂房已属一流，为什么还要投那么多钱另外建设新工厂呢？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褚时健说：“过去烟草工业的辉煌并不在云南，而在河南，河南烟草辉煌了十年就落伍了，云南烟草已经辉煌十年，能否继续辉煌下去？赶在我们有优势、有能力的时候把装备搞到世界一流，是为我们今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保持领先地位打基础。”
褚时健的话表现出了技术追求没有止境的倾向，他和手下的人说：“哪一年哪一天我们停止了科技进步，哪一年哪一天我们就为自己的生存埋下了危机。”
“视今天为落后”是褚时健为玉溪卷烟厂定下来的精神信条，他在言行中也践行着这一信条。
“关索坝计划”早在1992年之前就在褚时健脑海中开始构建了。但计划正准备实施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褚时健一生总在和各种麻烦打交道，解决这些麻烦所花费的精力，比他真正投在工作上的要多得多。
这一次的情况是这样的：为了防止投资过热，国家又出台了两条新规定：一条限制了外汇使用额度；一条禁止了银行给企业的建设性贷款。
玉溪卷烟厂不缺外汇，他们每年从创汇分成中能分到很多；他们更不缺钱，存在银行的钱都快堆不下了。但现在，国家不允许你花这些钱，哪怕钱是你的。
愁眉不展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来云南玉溪卷烟厂视察，褚时健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请***帮这个忙。他们讨论了一些“过热”投资，褚时健认为只要有市场，投资有效益，就不能算“过热”。***似乎同意他的看法，然后他抛出了他的问题，请这位熟悉经济运行的副总理帮他解决困扰他的外汇指标问题。
***问：“你们有外汇吗？”
“有，用不完。”
“那配套有人民币吗？”
“有，更用不完。”
***当场答应褚时健帮他协调外汇额度。
但他还是不忘问褚时健一句：“这个投资完成后你的税利能增加多少？”副总理显然很关心税收问题。
褚时健笑着说：“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这个改造完成以后，中央财政一年最少增加30亿。”
***听了有点儿吃惊，对褚时健说：“老褚你别吹牛。”
褚时健告诉他：“我跟同行都不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