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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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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一本书、一支笔。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车站小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村落,学校要求住校,每个星期回家一天。矣则离车站不过五六里地,都在南盘江一侧。当时没有公路从矣则直达禄丰车站,对孩子们来说,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沿着铁路走。滇越铁路是米轨,机车相对准轨火车要小。当蒸汽车头带着车厢爬坡的时候,火车的速度会放慢许多。学校地势在上,矣则在下,正好是火车爬坡的路段,褚时健从不放过扒火车上学的机会。火车来时,他先在铁道边准备好,火车一过,紧跑几步跟上,瞅准机会拉住车尾的把手,纵身跃上去,这样,火车就把他带到了学校。这一手别的孩子也会,只是胆子够不够大的问题。褚时健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失误过,有的时候,机车上的工人还搭把手拉他们上车。

    放学回村的路,大家只有乖乖沿铁路走了,矣则不是站点,又是下坡,火车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车,到时候也下不了车。

    褚时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把衣服包好,顶在额头上,躺在江水里,让江水送自己回家。这一招儿在孩子中可是个创举,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效仿。褚时健对自己的这个办法十分得意,多年后他说:“这种办法是我独有的,别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盘江到我们这一段,被两岸的山夹在中心,变得很窄。水流急,声响都比别处大。江边有很多大石头,江心还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飞了。不过我不怕,只要水温合适,我就用这种办法。要是没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可见当年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已经有着超越年龄的判断能力,办事果断而不鲁莽,称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学的生活艰苦而充满新鲜感,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师生之间关系很好。这些在小学教书的先生大都很年轻,除了教语文、数学,他们还要给学生上音乐、美术和体育课。褚时健后来回忆:“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东西,教我们唱的歌,其实都是在传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们那时候年纪小,还听不太明白。不过,我觉得老师讲得都很有道理。”

    一天上课的时候,褚时健和同学们发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两位年轻老师。后来才听说,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国民政府在禄丰车站设有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就是个特务,他已经掌握了车站小学老师的情况。就在他准备对这些潜伏在学校的“**分子”下手时,党组织得到情报,将三位老师连夜转移了。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地下党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老师了,都觉得十分惋惜。

    国变:抗战爆发

    山河破碎,战火弥漫。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

    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

    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当时,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督运海防积压物资。这一年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此时改变思路,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同时,政府下令,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

    国外运输停了,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为生计所迫,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变:父亲被炸伤

    十岁出头的褚时健,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褚时健就管验收,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

    这时的褚家,境况大不如前。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拖了两三年,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却一病不起,很快也离开了人世。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

    就在这时,更大的变故出现了。1942年夏天,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严重震伤。

    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丈夫受了伤,孩子们年纪小,想到今后的日子,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

    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谨谨讨生活,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他恨日本人,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还说什么“东亚共荣”;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买卖没了,自己成了废人,一家人怎么办?思来想去,却总是无解,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

    就在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名叫褚时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父亲躺在床上,生意血本无归,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他开始逃课,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回到家里,他要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

    乱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以备不时之需。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里,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

    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他说:“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每到下午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数学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课,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咋个做得出来?所以上中学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其实,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天天逃课,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爷爷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亲不能千活儿了,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她告诉儿子,如果烤的酒好,卖得出价来,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

    褚时健见过烤酒,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褚时健好琢磨,看也看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

    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砍上两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灶的洞门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饭前,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但需要耐心。褚时健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控起来,调一调,再搅拌一次,这样才能蒸得均匀。”

    山区夜黑,远近都没有了灯光,四野寂静,只听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烧。褚时健独自在酒坊里守夜,他不觉得害怕,只是担心这一夜怎么睡觉。不睡不行,干活儿需要体力,睡过了头更不行,锅烧干了,岂不坏了大事!这种担心没持续多久,很快,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体内的生物钟自然而然发生了改变,每两个小时会自动醒来。

    “冬天,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蒸苞谷,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睡,浇一回水,之后我就睡着了,但是到十一点、第二天一点、三点我一定会醒。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来不会因为睡觉误事。”褚时健回忆时颇为自豪地说。

    半夜,褚王氏悄悄来到酒坊,儿子毕竟只有十四岁,她有些不放心。她没有叫醒儿子,只是在酒坊外静静地观察。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儿子好像上了闹钟,每隔两小时会自动醒来。加柴添火、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和烤酒师傅没什么两样。此后,褚王氏再也没有晚上到过酒坊,她对儿子一百二十个放心。她没有告诉过儿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访,可儿子知道母亲来过。褚时健说:“我了解我的母亲,她肯定来看过,看过就放心了,只是她不说。”

    “我的母亲教会我很多,那时候家里担子那么重,她从来不说难。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但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她对我们的爱。这一点,我和她一样。”

    经过18个小时的蒸煮,第二天太阳下山时,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晾干了。褚家的小酒坊规模不大,每天能出百十斤酒。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不小,十八九个小时,700多斤粮食,1000多斤燃料,放粮、蒸煮、搅拌、发酵、捞渣,全靠这个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人侍弄,顶得上两个成年的工人。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到褚时健上高中时。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多年以后,所有的回忆变得单纯而凝重。褚时健说:“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烤酒的实践让我懂得,烤酒要讲出酒率,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要追求效率,那就要讲技术,这些粮食熟透的程度、火的温度、酵母的培养,不从技术上搞好,酒就出不来。酒出不来就会亏本,不光补贴不了家里,我还读不成书。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叫了回来。

    褚时健匆匆赶回家时,发现除了家人之外,舅舅王之义一家也在。这一天,褚开运当着全家人表达了两个意愿:一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成姻缘,因为儿子的婚姻是保证褚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而他看不到这一天了。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后,要追随父母和兄长,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

    三天后,42岁的褚开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褚时健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压根儿还没有男女之情的意识。在他眼中,表妹王兰芬是个温柔娴静、长相漂亮的小姑娘,他们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妹,他从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

    很快,褚开运和自己的父兄们在祖坟里相聚,实现了他的第二个愿望。

    给父亲的墓碑磕了最后一个头后,心怀伤痛的褚时健默默地站起身来,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知道肩头的担子有多沉。

    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他突然发现,祖坟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脚下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坝子,南盘江水银链般在坝子里蜿蜒而过。远望层峦叠嶂,好像一道道青苍的波浪,汹涌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在他的眼前交汇。褚时健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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