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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到河南去的三个人，省公安厅的黄总队长代表云南政法系统，姚庆艳代表红塔集团，马军代表褚时健的家人，后事如何处理由马军决定。
听了这话，马军感到责任重大，他马上和烟厂联系，办理了全权代理委托书。他们三人在机场会面，然后直飞河南郑州。下了飞机，他们见到河南方面的三辆警车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三人一人上了一辆车，连夜赶到洛阳。马军记得当时入住的是市委招待所。三人是分开住宿的，房间也不挨着，中间插有当地警方的人。
第二天开会，中纪委的人，河南省公安厅、检察院，洛阳市公安局、检察院、看守所有关领导都到会了，会上通报了情况：褚映群被收审后，经审查没有太大问题，正准备报请解除隔离审查时，发生了这种事，很可惜。（原谅我在文章中略去了事件的详细过程。）
当时，省检察院检察长说，公安机关在这件事情上存在失职问题，中纪委的人没有发言，马军代表家属谈了意见：褚映群不属于收审对象，却被从珠海抓来，收审前提是不合法的。
会后，云南来的三个人去看守所看了褚映群自杀时的现场，公安部门出示了一份只有两句话的褚映群的遗书。最后，大家到殡仪馆，见到了身穿粉红色棉衣的褚映群的遗体。
马军说：“我清楚地记得这天是1995年的12月4号，因为第二天我赶去北京，接受了‘全国十佳律师’的称号，这是全国第一次为律师颁奖。当天晚上我就返回了洛阳。6号，我们到太平间接出了遗体。”
晚上，河南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请云南去的三位代表吃饭，他说：“这事发生在河南，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褚厂长。”
马军提出想见见马静芬，河南方面安排他们从看守所楼上的窗子里看了看放风的马静芬。当日寸，她并不知道女儿的事情，也不知道云南来的律师在不远处看着自己。商到1997年，河南警方将马静芬等人移交给云南有关部门，关在第一看守所里，马军才作为委托律师，当面见到了马静芬。
1995年12月7日，马军等人带着褚映群的骨灰回到了云南，在机场，马军将骨灰交给了褚时健。见到女儿骨灰的那一刻，褚时健，这个被女儿称作“从来不软弱”的硬汉，再次流下了眼泪。
一起走过的日子
此后一年的时间中，我和褚时健有了更多的接触。也许是出于对女儿的思念，也许是思想交流的需要，那段时间里，我常常接到他的电话，他的车子会到昆明来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利用节假日，在附近走走。
褚时健最爱去的地方还是他熟悉的玉溪周边备县，这是他的烟田所在地。我跟着他看过通海、江川、玉溪、华宁的烟田，看过建在建水的造纸厂，还看过位于弥勒的红河卷烟J一。他在往返途中讲述烟田的管理、烟叶的分类；讲邱建康如何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工厂管理上有独特的方法；还有李穗明如何肯吃苦，不怕难，担起了关索坝建设这样沉重的担子。
关索坝是一个奇迹，一年零九个月，24万平方米的厂房全部完成；1995年8月，第一条制丝线投入生产；1996年3月，主要车间在不停产的情况下搬迁调试完毕；6月，新厂区全面投入生产，年产量可达200万箱。从动工到全部投产，仅仅两年时间，关索坝引起了世界烟草业的高度关注。
当然，玉烟购买世界上最先进装备的实力，也深深吸引了英、德、美、日、韩的烟机制造商们。褚时健亲自带领专家小组三赴欧洲谈判。几亿美元的进口设备，全靠专家小组的意见来选型、谈判、定购。在国外的那些日子，专家组的人各有分工，或看样机，或观察实际运作效果。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飞机、赶汽车、赶火车，常常搞到深夜才能休息。就这样，600包烟机生产线比国际市场的成交额少了3000万美元，物流线生产厂家的开价，也从1700万美元一套降至750万美元一套。褚时健一班人的想法很简单，不能让国家吃亏。对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外国厂商也表示敬佩。英国莫林斯公司的代表发出感慨：“这么大的投资、这么快的建设速度，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资本家有如此胆魄。”
关索坝工程会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上百名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正是通过关索坝了解了玉烟，了解了中国。前来采访的美国《环球烟草》杂志国际部副主任在文章中这样形容关索坝：中国初升的太阳。
正是玉溪卷烟厂年年增长的卷烟产量和关索坝工程的潜在能量，使得前来采访的很多记者都抓住“烟草是夕阳产业”“烟民队伍日益萎缩”这样的话题向褚时健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烟草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中国的烟草市场是一个客观存在，3亿烟民的数量短时间内不会消失，这样大的市场，我们不去占领，难道要让外国人占领吗？当然，随着烟民数量的减少，市场萎缩的局面以后会出现，我们凭借现在打下的经济基础，已开始对其他产业进行投资，到那时，仍然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
夙愿完成
1996年4月，与狂舞的春风相伴，褚时健领我们全面地参观了新落成的厂区。厂门口大盆里种的五针松，就是马静芬用烟从河南省三门峡市换来的。抚摸着厂区里绿茵菌的草坪，褚时健脸上现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写第一篇关于褚时健的报告文学《太阳般的汉子》是在1991年4月，与这次他在任卜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采访，之间相距整整五年。
从外在看，褚时健变化不大，仍然是步履匆匆，仍然是神色严峻。不同的，是他那双眼睛，以往的犀利与敏锐仍在，却掺入了更多的忧郁与练达。他不是神，而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尽管他身体很好，精力充沛，可他也因巨大的打击和压力而感到疲惫和忧伤。从褚时健以往的经历来看，他无疑是一个爱国者，历来很多的爱国者，似乎都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民族的进步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当一个爱国者努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时，难道没有人去给他们一点点理解、关心和保护吗？
中国企业家的成功要比外国企业家艰难许多。他们不仅要面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则，还要在传统观念与开放意识的冲突中，在经济规律和政策法规不配套、不完善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此，勇于改革的风云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带有悲壮的色彩。就在玉溪卷烟厂以绝对优势高居全国同行业税利指标和综合指标榜首，成为全国企业第二税利大户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对褚时健的能力和云南烟草的优势颇有微词。
一位与烟草业毫不搭界的朋友对我说：“这是媒体宣传的失误，你们只讲每年创造了多少税利，扩大了多少产能，好像这一切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傻瓜也能干好似的。为什么不讲讲他们的血汗创业史，不谈谈他们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呢？”
的确，云南烟草业崛起的历史并不太长，玉溪卷烟厂40年的历史也并非一路阳光。眼前的光荣与财富，是烟草行业职工和褚时健这样一批人，用十几个年头的奋斗创造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位在厂办公室工作的老玉溪人用凝重的语气告诉我：“那时候，烟厂的人上班连水壶都拎不起，提的是瓦罐。厂长去外地推销我们的产品时，为了省钱住过洗澡堂，坐过垃圾车。这种事情，现在如何想象得来？人是要讲良心的。”他的话让我明白，人，不能忘记、不该忘记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历史。
一次文化人的聚会中，我的一位朋友突然动情地说：“你应该写写褚时健，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想想看，近代以来，中国有什么产品成功地抵抗了外国的进攻，只有‘红塔山’。”很巧的是，几天以后，一位从国外考察回来的金融家，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在美国与企业界人士交谈时，一位美国企业家问他认不认识褚时健，并真诚地说：“我认为褚时健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企业家。”
小事点点
离开工作岗位后，褚时健似乎真的想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总结。所以我跟着他到过当年打游击的地方，他说：“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们当年打游击，就在这些沟沟坎坎里转战。”还有磨盘山、塔甸，这是他当“右派”时走过的地方。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他的童年时期，这样，我们来到了他生活过的小村矣则，也爬上了褚家祖坟所在的山头。就是在这里，他谈起了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与深情。
当年的一位“右派”，和他交情不错，可惜此时已经告别了人世。他的儿子陈绍牧，成了当地一位有名的老板。他在山里的一座小水库旁有座别致的庭院，临水靠山，松涛阵阵，1996年的春夏两季，褚时健多次来这里小住。陈绍牧叫他叔叔，用对待尊贵长者的态度接待他。陈绍牧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是想用对待长辈的心来善待这位和我父亲有着同样经历的老人。我并没有别的企图，甚至和玉溪卷烟厂也没有生意往来，只是尽份心。”
我理解他，因为我也是同样的心意。我何尝不知道，当时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但这是我的长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也没有生意上的往来，我内心坦荡。
夏天，抚仙湖的抗浪鱼进入了产卵的时节，这也是人们捕捉它们的好时机。抗浪鱼对水质要求很高，是抚仙湖这个高原深水湖泊特有的鱼种。想满足口腹之鲜的人多了，鱼价也水涨船高，当时一斤已卖到了百十元。褚时健是抓鱼好手，现在虽不抓鱼了，但爱吃鱼的习惯还在。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从华宁绕到了抚仙湖的东面。这里和游人们常去吃鱼的鱼洞不在一个方向，几乎没有人。鱼洞在断崖之下，水边只有两米宽的通道。张启学把车停在了公路边，我们提着米、火腿、油和土豆下到了湖边。我问褚时健：“为什么我们还要带这么多东西？”
他说：“我们又没有打招呼，人家咋个知道我们四个人要来吃饭。做铜锅土豆焖饭我最拿手，我们样样都带着，只吃人家的鱼，还可以请渔夫和我们一起吃。”
在水边，丁学峰和渔民谈妥，褚时健开始生火做饭。那一瞬间，他真的很像一位带着家人野炊的长者。
就在饭香味随着铜锅的水蒸气丝丝外溢的时候，小路上出现了一队人马。一见来人，等着吃饭的渔民立马缩回到崖边石洞里抽烟，气氛瞬间变了。我问小丁：“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小丁说：“肯定是当地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大概是看到我们的车了。”等他们下来一问，果然被小丁猜中，厂长的越野车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当地的干部也是好意，想来见见厂长，一起吃个饭。这一下增加了八九个人，渔民们的饭肯定是没有了，关键是鱼，这顿饭十多个人吃了有八九斤鱼。当地的领导们说：“钱你们不用管，我们会和他们结账的。”离开时，我看见褚时健低声地叮嘱小丁：“去把账结了。”小丁嘟嘟囔嚷地说：“他们说他们会结的。”褚时健不说话，走了。
小丁去埋单，最后回来。他上车后，我问：“付了多少钱？”小丁说：“九百多。”我说：“千吗要咱们付？他们又不是咱们请来的！”褚时健转过头来说：“你们当真以为他们会付钱给渔民？我们跟人家说好的要付钱，吃了抹嘴就走，吃亏的是那几个渔民。”
又一个星期天，从建水回来，司机先把我送回昆明。我们在云南大学旁边一个小店里吃饭。见我们点的都是蔬菜，褚时健说了句：“你们要点些肉菜，要不然人家不给我们上菜啊。”
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奇怪，就问张启学：“厂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启学笑着说：“这事有说法。有一次，我送厂长到烟草公司开会，中午就在烟草公司对面的云园吃饭。因为下午还有会，我们就要了两碗米线。结果等了估计有半个多小时，米线也没有送上来，比我们晚来的客人都吃上饭了，我们还坐在那儿等。后来一个认识厂长的人发现了，赶快叫服务员给我们上米线。那家店就在烟草公司对面，吃饭的有钱人多，店大欺客，人家嫌我们点得少，所以不给我们上。打那以后厂长知道了，到哪里点菜都要点一两个贵点儿的。”
小事点点，不足挂齿，可就从褚时健断断续续的讲述和我对一桩桩小事的观察中，我对他这个人，对他的人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期间，我受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之托，将他为褚时健画的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