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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破晓，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规模宏大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云南坚持武装斗争的地方游击队，组成了一支主力部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和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了游击战。讨蒋自救军第14团在弥勒、师宗、泸西、华宁一带南盘江北岸活动，这一片被称为盘北区。
除了教学之外，褚时健的另一个身份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和他一起从事秘密工作的，还有他的堂兄褚时仁、堂弟褚时杰，以及他的学长，堂兄的好友周兆雄。
当时国民党部队在滇中、滇南的调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路。褚时健所在的禄丰车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每天观察记录铁路运输的情况，一有兵源和军用物资通过的情报，他就及时送到部队手中。由于胆大心细，褚时健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有了一个代号——“黑猫”。
1949年初，地下组织得到一份情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已经搞到了禄丰车站一带地下党员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就有褚家三兄弟。
褚时健清楚地记得，那是春节前夜。他接到命令，当晚，讨蒋自救军第14团的人员要从矣则渡江，到华宁县西山开辟根据地。趁着夜色，褚时健用一条小船将部队的同志运过了江。执行完任务，他刚回到家，周兆雄急匆匆赶来通知，国民党13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组织上让他立刻转移，和已经先期离开的褚时仁、褚时杰会合，到西山找部队去。
褚时健来不及收拾东西，和母亲匆匆告别，从后花园翻墙而出，消失在后山丛林中。
三兄弟一起到部队，这在当时很少见。其实，就连褚时健的弟弟，18岁的褚时候，这时也参加了地下工作，只是因为年龄小，没有暴露，留在了家里。
神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自救军的部队编制并不完整，一些称呼也谈不上规范。成员主要是农民，大致来源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的老游击队员，二是南盘江地区的受苦农民，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学生，四是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和收编的土匪民团。成分复杂，素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希望推翻日世界，建立一个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褚家兄弟在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里显得很不一般，他们都有文化，参加过学生运动，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又是农家子弟，能吃苦，不怕累。褚时仁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被任命为二支队7连的指导员；褚时健在9连任排服务员，大抵相当于代理排长；褚时杰在8连当战士。
说是主力部队，实际上自救军的底子还是游击队，实力无法和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抗衡。因此，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一直在弥勒、陆良、师宗一带的大山里转战。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权还处于地下状态，实际上部队没有一块可供休养生息的根据地。没有固定驻地，没有粮食供给，部队的条件十分艰苦。用褚时健的话说：“洋芋、刀豆半个月半个月地吃，一粒米都没有，更别说油水了。”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打了退堂鼓，还有人开了小差。褚家兄弟没有动摇，在队伍中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部队要打仗，对新入伍的学生兵进行了短期的射击训练。打枪，褚时健毫不陌生。他从小就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家里的捷克造步枪用得得心应手。不过，他仍然十分认真，光瞄准就练了半个月。这一来，褚时健的枪法就胜人一筹了，成了连里的神枪手。
这个本事跟了他一辈子。在被划为“右派”的日子里，在哀牢山，他有一枪射杀两只麂子的故事；80岁时，在玉溪驻军靶场比试，现役的团长败给了他。
1949年5月，经中央批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二支队”，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这时，部队的武器装备状况开始好转，连队配发了轻机枪，褚时健也有了一支79式步枪。
二哥褚时仁牺牲了
褚家兄弟所在的二支队里的彝族人很多，在褚时健的记忆中，他和战士们相处得很好，和大家都谈得来，别人也没把他当作省城来的学生兵看待。褚时健的连长是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名叫李国真。他曾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警卫旅当过连长，后解甲归田回到了老家路南圭山。当地组建游击队时，他又一次扛起了枪，成为共产党队伍里的连长。
李连长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一开始，他发现褚时健枪法好、肯吃苦、军事素质不错，以为他上过军校，一问才知道，这是个刚投奔队伍的学生娃娃，不由得有些惊讶。
10月间，二支队14团3营在陆良县马街镇和国民党的武装征税队打了一仗，担任突击任务的是褚时仁所在的7连。7连从赵官坝突袭马街，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3营火速占领了马街，抓获了24名俘虏。
这一次胜利让3营士气大振，也惊动了国民党481团。就在3营庆祝胜利、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481团赶到马街，对3营形成了包围。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3营没有发现敌人的行动，当晚就在马街安营扎寨。
第二天清晨，直到部队准备出发时，哨兵才发现村前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此时，敌人在村口架设的轻重机枪也打响了。硬闯不行，经验丰富的9连连长李国真立刻带人侦察地形，在村后发现了一条小路，敌人的布防薄弱。他马上调来机枪开路，打开了一个缺口，部队由此杀出了重围。
这一天直到深夜，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部队才埋锅造饭，准备休整。此时，在8连当战士的褚时杰急匆匆找到了堂哥褚时健，告诉他褚时仁没有突围出来。
褚时健知道，二哥一直在打摆子，身体不好，这次7连担任突击任务，突围并掩护部队撤退，连续作战，只怕是吃不消掉了队。褚时健叫了一个班的战士，跟褚时杰一起，沿着突围路线一路寻找。第二天天亮时，碰到7连最后撤出的战士，从他们口中，褚时健得知，留下来掩护部队撤退时，二哥褚时仁中了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牺牲了。
褚时仁是褚家兄弟中第一个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时年24岁。多年以后，褚时健说：“我堂哥是师范毕业的，他不像我，我黑，他白，我瘦，他胖。其实他是个文静的人，并不喜欢舞刀弄枪。”
因为当时情况不允许，褚时仁的遗体是他的未婚妻周兰仙和她的哥哥周兆雄事后专程到马街找到的。
非党员的指导员
马街战斗结束后，打仗勇敢机智的褚时健当上了边纵二支队14团9连的指导员。当时，他只是一名青年团员。团员当指导员，恐怕只能是那个特定时期的产物。部队急需干部，而褚时健这个早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竟然不知道入党才能提干，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
褚时健回忆：“当时是李连长提出来的，他认为我虽然是个年轻学生，但会待人处世，会做思想工作，打仗还不怕死，所以向上面提出让我去给他当指导员。我说，自己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当指导员不合适。他说，不怕，你先当着，入党好办。就报上去了。后来打仗紧张，大家都没有时间管这种事，我也觉得，入不入无所谓，只要是干革命工作就行。”
11月，边纵13、14团在路南县圭山区大水塘与国民党481团打了一仗。褚时健所在的3营担任警戒任务。双方摆开阵势，但谁都没打第一枪，呈对峙态势。连长李国真安排战士们守前沿阵地，大家可以轮流休息。
褚时健一见有空闲，带上连队的一个麻子勤务兵和几个要换岗的战士一起到村后小学校打篮球。中午刚打算吃饭，一发追击炮弹不知从哪里飞来，带着啸音落在了他们身边。麻子勤务兵是个老兵，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只见他飞起一脚，炮弹落在了土埂后，爆炸了。这一脚救了大家的命，可也把带来的干粮踢飞了。眼见吃不成饭，褚时健说：“不吃了，走，上阵地。”
爬上阵地后，褚时健心里有些疑惑：“不对呀，咋个静悄悄的，什么动静都没有？”虽说当兵时间不长，但褚时健打起仗来有种天生的直觉。他马上摸到阵地后的箐沟去察看情况。这一看，他大吃一惊，45度角的沟里有一片穿着黄色军服的敌人，离阵地不过四五十米。来不及多想，褚时健示意身边的战士掏出身上所有的手榴弹，照着沟里甩了下去。敌人在沟里，因而这几颗手榴弹显得威力很大。见偷袭不成，敌人丢下几具尸体，撤走了。
战斗结束后，老连长听战士们讲了整个战斗过程，对这个学生兵更是刮目相看。对这个比自己年长一半的老连长，褚时健也十分钦佩。他觉得，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尤其是一支新组建的队伍里，一个经验丰富的连长能教给人的东西比军事学校的教官还多。
四十多年后，褚时健回到了当年战斗的地方。站在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他想起了堂哥，想起了老连长，想起了麻子老兵……他们都已成了故人，只有山水依旧。
征粮组组长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宣布云南起义。促成这次起义的原因很多：解放大军挥师南下，中共中央的积极筹划，蒋介石的紧紧相逼。不管怎么说，起义为云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远在北京城的毛**、朱德即刻发出贺电：“昆明卢汉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950年2月20日中午1点，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将军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部队进入昆明。20万昆明市民载歌载舞迎接这个历史时刻，鞭炮锣鼓声中，人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昆明城大街小巷插满了五星红旗。
在部队乘火车到达宜良沿线时，褚时健正在宜良为迎接大部队奔忙。当时在云南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进行了整编，褚时健被分配到宜良县工作，离开了部队。
陈赓兵团10万大军入滇，加上将从云南西行入川进藏的部队、起义部队、云南原有的地方部队两万余人，近40万兵马的粮秣供给，成了新政权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大会上说，40万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要从3月起，用4…6个月时间，把10亿斤公粮和税拿出来，把人民币发下去，这样就好办了。
云南各地的干部开始了颇为艰难的征粮工作。刚分配到宜良县工作的褚时健，成了南羊街乡墩子村的征粮组组长。
平衡利益，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这次征粮被老百姓称为“二次征粮”。这一叫法不无道理，因为政府已经向百姓征收过当年的粮税，百姓不管政权变更，他们只觉得一年应该就交一次粮。当时省委下达的全省新征的公粮数为7…8亿斤，对刚刚迎来解放的云南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云南和平解放，各种势力的角逐如高原江流，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流汹涌。当时的地方政权主要由部队接管。云南不是老解放区，对民众的教化还没有开展，可以说，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可几十万大军等着口粮，征粮刻不容缓，部队服务团的人员也加入征粮的队伍里。这些人在征粮工作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熟悉当地情况，语言不通，和农民谈不到一块儿，用部队的模式处理农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有些人看不起云南本地的干部，认为自己觉悟高、党性强，遇事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征粮方案由上面决定，任务逐级分配，一直到村到户，农户田多的多出，田少的少出，说白了，重点是有田有地的富裕户。说是富裕户，并非全是大地主，不过家境稍好些，存粮也有限。加上征粮干部对政策的把握有差异，群众基础薄弱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征粮举动。
征粮开始不过三个月，云南全省发生大大小小的动乱就达到几百起，参与人数达到了几万人。小规模的行动就是干扰征粮，制造百姓与政府的矛盾；大规模的就形成了暴动武装，攻占政府机构，抢走公粮，杀害征粮干部。在一些地方，每征收一万斤粮，就有一位征粮干部惨遭杀害。春天开始的征粮工作，到了初夏就发展成了对暴动分子的武装镇压。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这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