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后院灭火，前厅失火
马静芬这时在玉溪大庄街小学当老师，虽说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两人都忙，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孩子这时已经一岁多了，由外婆带着住在城里。
马静芬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学校，白天忙忙叨叨顾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里，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细细想来，结婚已经三年了，两口子几乎没有过面对面谈心的时候。褚时健总是在忙，回到家里，反倒很少说话。开朗活泼的马静芬，在褚时健这里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块岩石，没有情感的岩石。
结婚后的点滴小事，就像电影一样从她眼前一幕幕闪过：
怀孕的时候，她的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吐得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来，看见门口有卖鱼的小贩，回家告诉褚时健说：“你去买点儿鱼，我想吃鱼煮萝卜丝汤。”正在午休的褚时健翻了个身，说：“吃哪样吃？现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个吃不得？”她的眼泪当时就涌了出来，可气的是，褚时健浑然不知，接着睡自己的觉。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难受了委屈，和他讲讲，可他对妻子的絮絮叨叨毫无兴趣。
女儿这么大了，他连抱都很少抱，更别说带着全家去哪里玩玩……
马静芬越想越觉得褚时健骨子里就缺少温情，她开始怀疑，自己找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吗？
说起来，她的质疑也有些道理。褚时健在情感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他很少从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身体不好，带着孩子，工作遇到难处，会多么渴求丈夫的关爱。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来信，马静芬信中写道：“我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后分子，为了不耽误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褚时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在入党问题上碰到难关，也没想过夫妻为了这样的问题选择分手。这封信让他明白，他忽视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现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奔大庄，和马静芬进行了一次长谈。
长谈涉及了什么，褚时健没有透露，但肯定没有马静芬需要的温情。因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采访中，马静芬还明确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个情感线条太粗的父亲和一个细腻敏感的母亲。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观察和理解。
不管有没有温情，褚时健家的后院之火总算扑灭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酝酿已久的大火几乎将他吞没。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褚时健也在问自己。在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前，他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可能没想过。但这个疑问，只有自己琢磨，没有人会告诉他。那时候，人与人不能敞开心扉，人对人不能毫不设防，别人帮不了你，就像你无法帮别人。但这天晚上，对着自己的堂哥，褚时健终于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褚时健分析，自己“中枪”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右派分子”百分比。别的单位那么高，怎么你们搞的反倒降低了呢，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么？
听着堂弟的话，褚时俊心头一阵阵发凉。这个搞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
褚时健说：“我堂哥从小生活条件优裕，后来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术型的干部，各种运动都没受过什么冲击，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并不多。我跟他讲的事情，让他很吃惊。他劝我，说党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执行的人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可能是个别的，要想开些。他还要我相信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那一夜，兄弟俩没有睡觉。褚时健说：“我们两个一夜到天亮都在说话，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们兄弟中，我和他的关系最好。他有才华、能力强、能说能干。我当‘右派’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已经是电力局局长的后备人选了。但他实践经验不如我，不了解党的运动。记得当时我和他谈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人民战争。我告诉他，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人民战争要人民自愿，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褚时健走了，带着堂兄的嘱托，踏上一条未知的漫漫长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后补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时俊头上。他被解除职务，下放到阳宗海发电厂。
“他小时候没吃过苦，身体不如我结实。下面太艰苦，没有粮食吃，他得了肝炎，没有营养又没有药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36岁。”
这是褚家出来闹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个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时杰早在部队迸藏的途中就牺牲了。
几十年后，褚时健语气平淡地说：“这下，我们几兄弟就单剩下我一个了。”
………………………………
第四章 山中岁月
“这么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说浪费了，不是有句话叫‘蹉跎岁月’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经历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的苦难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任何时候，我都想干事情，成绩算谁的我不在乎。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红光农场的艰苦时光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怎么活下去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转战堵岭农场：又一个“烂尾工程”
扭亏为盈：糖厂副厂长创造的奇迹
无尽的创造力：一手抓三样
追忆衷牢山：承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能力
哀牢山，一座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的山脉。哀牢山是云岭南延支脉，地势险峻，山高谷深。海拔在3000米与600米之间变化，形成了一种寒温带和亚热带交叉的立体气候。
1959年元旦，褚时健带着行李，来到位于哀牢山中的元江红光农场。这时，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画上了句号。
红光农场的艰苦时光
一到农场，褚时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见到他，这位过去的学校校长很吃惊：“小褚，你怎么也来了……”
褚时健无语。其实，从头一年送走那80个“右派”后，他心里就没有踏实过，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红光农场是专门接收省级机关和各地区机关“右派分子”及“下放干部”的劳改农场，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这样的农场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后来成为“云南红”红酒基地的弥勒红星农场。这些农场有一个共同特点：名字光鲜，但条件都异常艰苦。元江属千热河谷地区，是有名的“火炉”，气温常年在40摄氏度上下。因此，红光农场可以算是当时云南最艰苦的劳改农场之一。
褚时健被分配到了红桥一队，住在一个四面透光的工棚里。报到没几天，褚时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种怪病，全身瘫软，手脚无力，坐不起来也站不住，只能在床上躺着。谁知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床。别人都忙着出工，他初来乍到，躺在床上没人管。鼻血不断淌，他连擦的力气都没有，就由它淌，淌到嘴里，满了就咽下去。
昏迷中，褚时健感到死神的临近。他没有想到，自己刚到农场，就要在这破屋里死去，心中不甘，可又无能为力。
命运偏偏制造了这样的巧合。当年，在甄别反革命的时候，被褚时健“解救”的一个原定为“美蒋特务”的医生罗载兴，已经先他一步到了红光农场，就在场部当医生。那天正巧罗载兴到一队来巡诊，听傣族农民说有一个新来的“右派”快死了，赶忙到工棚里看看。就是这一看，救了褚时健。罗载兴一看就明白，褚时健得了严重的疟疾。他用自己保存多年的奎宁治好了褚时健，报答了当年的“救命之恩”。
其实，褚时健到农场后不久，农场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时健属于错划的“右派”，可以当犯错误的下放干部看待。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去纠正这样的“错误”。农场从未对褚时健提起过这个通知，也没有因为这个通知对他网开一面。褚时健是在二十年后，才知道了当初的一纸通知。因此，他这个最后的“右派”，才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岁月。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和褚时健的遭遇相比，马静芬一点儿也不轻松。
褚时健走后，马静芬所在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你身体不好，先回昆明去休养一段时间吧。”马静芬疑惑地问：“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也不用来了。”
马静芬怎么敢休养呢，丈夫去了劳改农场，这个家交给了自己，这份工作就是她和女儿的生活来源。她苦苦要求：“我需要工作，我不养病。”可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你现在是“右派”家属，你没有提要求的权利了。
马静芬回到了昆明。没有了生活来源，褚时健留下的几百元钱花不了多长时间。她到处找工作，落脚在了一个街道的编织组。编织组计件拿收入，织一支毛线有3毛钱手工费。一个人一天最多织三支线，交了管理费，每天能挣几毛钱，满打满算，一个月有八九元收入。褚时健在农场，每月有22。8元的生活费，扣除7元伙食费，留三四元零花，剩下的全部寄给她。马静芬就用这点儿钱安排女儿、母亲和自己的生活。后来，她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一份像样点儿的工作，在毛巾厂当收发。可没干多久，她就发现有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还有一预“右派”家属的“帽子”，她感到心里异常沉重。
“找他去，既然是他的妻子，就和他一起面对，不管怎样，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她写信给褚时健，要带着孩子到元江，和他一起生活。
褚时健在离队部三四里外的半山上种地、烤酒、榨糖，借住在傣族农民的土屋里。他无法想象，妻子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活。他劝马静芬不要来，理由很简单：“条件太差了，天气又热，你过不惯。”马静芬回答：“不管有多苦，一家人能在一起，我愿意。而且那里都是‘右派’，好歹没人歧视。”
1960年，马静芬带着女儿投奔褚时健来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