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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妙笔生花，富有浪漫的诗意和梦幻色彩。这种写作方式在小件作品的创作上显示出艺术的魅力，但在大部头的创作中却变得捉襟见肘，因为缺乏经验的支持，想象力难以为继，虚浮、玄诞和重沓不可避免。因此，先锋创作往往只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笔下飞出去的鸟群终将降落于经验真实的湿地，成为立地行走的物种。韩少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广泛涉猎多种学科的知识，但他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知识准备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生活的经验，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在生活中，他特别重视扩大自己的经验范围，避免自己的生活圈子化，避免经验重复导致的麻木和熟视无睹。在写作中，他警惕作品对经验的过度逾越，从而丧失文字的可信度。对于一些经验的盲区，一些找不到真实感觉的事物，他都尽量避免去触及。虽然他在城市的街巷里活动了很多年月，但他还是很少写到现代城市的生活，而且他也很少描写女性的生活。他写得最多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上山下乡那七年的乡村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他缺少全身心的融入，缺少人与环境打成一片的如鱼在水的感觉。因此，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山南水北？回到从前》）
进步的回退（2）
重返乡村，和农民一起面朝土地，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换一种方式来经验人生，是韩少功蓄谋已久的行动，也是他和妻子守候多年的秘密。他喜欢清静，喜欢在水光山色之中与自然合二为一的适意感。早在1986年，他的妻子梁预立在《诱惑》一书的跋里就曾说到，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回到农村去，回到鸡鸣狗吠中去。多年的城市生活非但没有让他在水泥地板上扎下根来，反而平添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慨叹。其实，文人墨客中，像陶渊明那样怀有这种桃源梦想的人不会少，但许多人只是梦想而已。韩少功是一个不让愿望胎死腹中的人，想好的事情他就必然坚决去做。
就在马桥诉讼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韩少功就和妻子开始寻找适合他们落户的乡村。当初他曾经考虑过海南乡下，只是因为不懂海南方言，与当地农民沟通不便，最终放弃了。于是回到湖南，在长沙方圆二百公里的农村看了很多地方，终于他还是选择了汨罗的八景乡。这地方是一个水库区，有山有水，民风也淳朴，而且交往起来没有语言障碍。他曾经下放这一带生活了七年，对此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当地政府对这位老知青再次前来“插队”十分欢迎，他们表示要免费赠送土地，但韩少功还是坚持出钱购买。他以两千元一亩的价格，把八景峒小学旁边一片凸进水库湖区的荒地买了下来。设计好图样，他就委托当年下乡时的农友监工，开始了房屋的建设。虽然只是一幢二层的小楼，还是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竣工。他原想要建的是沉静古朴的青砖房子，实际上建起来的却是性质热烈的红砖房，因为那一带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工艺也已经失传，烧出来的青砖色彩驳杂，质地粗劣，不成材料，只能用来围外墙。
在基建工程推进的同时，韩少功也在为自己的退隐做一些准备。他陆续辞去了海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务。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换届，他原想乘机解除行政上的工作职务，利用自己三十二年工龄的合法条件办理退休手续。然而，有关方面非但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反而要求他出任省文艺界联合会主席一职。在坚辞不准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每年给予他半年的创作假。这个请求最终得以接受。他唯一没有推辞的职务，是《天涯》杂志的特邀编审。在其位则谋其职，海南省文联的制度摸索和建设、人力培训和选拔、活动策划和组织以及机关物质硬件的改善仍耗去韩少功很多精力，机关面貌变化与他的用心与努力密不可分。但他每年有半年时间退出都市，体验乡村生活并从事写作。
2000年5月，他和办好内退手续的妻子迁入了汨罗市八景乡，成为这里的一个兼职新农户。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一条名叫三毛的长毛狗。这家伙是几年前蒋子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捡来送给韩家的，它是一只丧家之犬，情状相当凄惨。并不喜欢养宠物的韩少功经蒋子丹的游说，勉强接受下来，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莫逆之交，演绎了一段超出人道主义的亲情。它的进入还改变了韩少功的一些观念和行为，为了黄昏时给它放风，韩少功养成了每天散步的好习惯。它和韩家的人灵犀相通，家里来往的客人都得到它殷勤的迎送，有时热烈得让人受不了。虽然户口本没有记录，但它已经是韩家的一名正式成员。它成为韩少功小说《老狼阿毛》的主人公，也是蒋子丹小说《老狗三毛的遗言》一书的重要角色。《山南水北》一书有它身世的完整介绍。
当地的农民和学校里的老师，对这家从大城市里迁来的邻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听说他还是一个著名作家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一些人走进院子里来参观访问，他们很快就发现里面的情况与他们的想象并不相符。这家人出入穿的是他们早已遗弃的布鞋，甚至还有旧式的军用胶鞋；菜地里施的不是化肥，而是猪粪和人粪；揭开锅盖，里面盛的竟然是稀粥和咸菜，生活水平相当一般。最让他们想不清楚的，是客厅里的木头沙发和饭厅里的桌椅，全是用当地最寻常的梓木做成的，除了需要对接的部位，其他连树皮都没有刨去，人坐在沙发上就跟猴子蹲在树丫上一样。在许多地方，他们觉得这家人甚至比农民还要农民一些。当地农民不仅劳动也要穿上皮鞋，很多就连菜也不怎么种了，以至于后来韩少功还成了自种瓜菜的倡导者。看到韩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亦乐乎的，八景峒学校的有些老师和家属这才好意思跟着挑起了粪桶。
进步的回退（3）
早上6点钟，韩家人就在鸡啼鸟叫的交响中醒来，这时，淡蓝色的晨雾从湖水中氤氲而起，弥漫在长满松树和梓树的重重山体上，把它们浸染成虚幻不实的影子，如同一幅水墨丹青。韩少功通常会挑上一担粪桶到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里去淘粪，一般情况下他都满载而归，但有时候遇上另一个人收获则会少些。那人也曾经是这里的知青，在这里买了几十亩地种菜。他身强体壮，粪桶比韩的还要大出两号，干起农活来像疯子一样，完全不知道脏累。待到把菜地里的活忙完了，把鸡从笼子里放出来，伺候好猫和狗等小动物的饮食，一家人才开始洗漱，然后吃早饭。饭后接下来是处理邮件和读书的时间，包括通过网络和传真处理一些来自海南方面的公文和文艺作品。为了保证蔬菜的无公害性，他们不用任何化学肥料。蔬菜长虫了，也是戴着老花镜用手一只只捉拿下来，不用农药来除灭，“实在捉不完，就让虫子吃点算了，人家好歹也有一条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图景，和屈原时代的农民差不多。地里的活并不太紧，上午就可以解决，下午的时间看书写作。如果天气允许，五点钟他们就跳进水库，在荡漾着炫目晚霞的水中舒展四肢尽情划动，发出动物一样咿咿啊啊的叫声，湖水清凉柔润，沁人心脾，不知不觉中，满湖的霞光变成了溶溶的月色。韩少功是个泅水的好手，游泳是他毕生最喜爱的运动，不管心里有什么事情，只要跳到水里就成了庄子寓言中快乐的鱼。晚上一般就看看电视，碰到没有好节目，就翻翻报纸和杂志，十点半钟准时入睡。
接待来访也是韩家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不时有人来串门拉家常，坐在梓木沙发上，喝一口绿茶，点一根烟，便烟雾缭绕信马由缰地聊开了。聊这地方上过去发生的事情，聊田间地头的农活，聊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扯不清的事情，还有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聊得熟了，大家来往也就随便起来，分不清权利边界了。左邻右舍有一点鲜肉需要存储，以备客人的光临，也一碗碗端到韩家来，塞入韩家的冰箱。有一次韩少功忘记了这里头情况复杂，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给做掉了。韩家菜园的产权也不再明晰，有时一个后生推门进来，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起来，说味道真不错，好甜，好脆啊。
农闲的日子，韩少功也喜欢四处走走。八景峒有三千多人口，稀稀落落地分布在几道深深的山冲里，韩少功的布鞋几乎走遍了所有的旮旯。他可以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坐下来聊上一个上午或下午，然后抓起筷子吃完饭再走人。农民逢上喜事设宴，通常都会请上韩作家。有的乡村秀才写了几首古体诗词，也会拿来与韩作家斟酌一番。农民并不缺乏智慧，他们的叙述充满机智和巧妙，其幽默诙谐常常让韩少功禁不住捧腹大笑。初春时节，瓜菜还没长起来，他们就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一路上迎上的都是歪歪的笑脸，仿佛是同一条藤上的南瓜。特别是那些农妇，都在笑眯眯地招呼他们：“有菜吃没？”意思是问要不要在她们那里摘点什么。在山冲里走着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坡上的林子里传来山民的歌声，诸如，“茶罐小了难煨茶，丈夫小了难当家”；“郎在高山姐在冲，两人相爱路不通”。有一次他们走了很远，到了高山上一个外人罕去的村子，发现那里的人异乎寻常，他们神情清明，老人小孩皆是一脸纯真无邪，全无烟火之气，对他们的到来不将不迎，对他们的离去也不送不留，其超越物外的风度让韩少功惊为天人。
如此来来往往，互助互动，韩少功很快就融入了八景社会，成为其中有机的分子。乡里村里开会，商议乡村管理事务，通常都会请韩作家参加，让他给出出主意，谋划谋划。他们还想利用一下他的影响和关系，引来资金和技术。村里以及邻村的好几条山区车道的开通，村广播网、学校图书室等公益事业的兴建，乃至财务清理和矛盾调解，都有他积极的投入和付出，包括多次去长沙和岳阳交涉。从八景峒学校到佛果寺十里长的公路建好之后，他们想竖碑谢恩，但韩写了约三百字的文言体《佛果路记》，为所有建设者与支持者评功摆好。其文被勒刻在公路边的一块青石碑上。
进步的回退（4）
此外，给特困户盖房子，让失学少年重返课堂，乃至邻里失和父子吵架，子女报名考大学和进城找工作，这一类麻烦也会找上门来。有的只是出出主意，谋划谋划就可以了，有的还得调动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源。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能有求必应，许些无理要求还是设法招架。譬如有人打着集体招牌谋个人利益，随便编造一个项目就要求借贷百万，请韩作家帮着去银行找关系。还有些人异想天开，提出借汽车去县城走亲戚，甚至想得到建筑公司的资质证明或某亲戚官场高升的机会。遇上这类事情，韩只能直言明拒，或者以戏言见招拆招，比方说：汽车是我老婆，怎么能够随便借？除了送危重病人上医院，其余的事由今后请一律免开尊口！
实际上，拒绝并不一定结怨。求助者一旦理屈词穷，倒会对主人的原则性感到佩服和敬畏，即便遭一顿训骂，也能感受到直爽中的某种亲切。毕竟大多数农民都通情理，不会不明白事情的曲直轻重。合理拒绝的前提，是韩少功把交往互动中的许多繁琐事务，包括有时给病人当当司机，看成是自己生活中不可减少的部分，愉快地接受下来。
当地政府和一些机构也不想让资源闲置，有时候会邀韩作家去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让他当“坐台先生”。一年端午节，他应邀到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才知道，主宾必须身着西装。于是临时派人从照相馆给他借来一套换上。这套小号西服把他捆成了一个端午节的粽子，憋得他大汗淋漓，令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和湖南作家谭谈深感同情。他只好以苦笑解嘲：“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山南水北？准�